历史上的告密文化

中国的告密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乎有文字那时起，就没离开过这等腌臢事。

“告密”这个词因为含有变节和背叛的意思，向来带有贬义；好在汉语博大精深，后来又有“检举揭发”等词汇替代它。

揭发检举就是举报他人的过失或违法情事。《西游记》上有：“你在这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人，还是无人检举。”

在我们接受的教育里，告密和检举揭发的区别是，告密往往是为了个人私利，比方说犹大为了30个金币出卖了耶稣，就是告密；检举揭发似乎是为了捍卫真理和公义，比方说有这样一个真实案例：一家三口吃饭，妈妈顺嘴评论几句时事，儿子放下饭碗就去向组织汇报，结果两个月后妈妈被枪毙了，这就是检举揭发。

成都一大学女生去食堂吃饭，发现没带饭卡，就用微信转账给食堂阿姨，转头她就把阿姨给举报了，因学校饭堂规定只能使用饭卡，用其他支付方式会被罚，结果好心的阿姨被罚两万，而该女生获得两千元奖励。——这就是告密文化的衍生品。

把告密说成检举揭发，一定程度可以减轻告密者的负罪感，不必带有愧疚的思想包袱，甚至有时还会披红戴花大大地奖励一下告密者，这种设计还是很贴心的。

《史记》载有“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这里的“谮”（zèn）就是告密。说的是崇侯虎对纣王检举揭发了姬昌行善事收买人心的事，纣王大怒，不但把姬昌关进羑（yǒu）里监狱，后来还把他的儿子施以醢（hǎi）刑，剁成肉酱、做成肉饼给姬昌吃。

姬昌逃跑途中吐出的肉饼都变成了小兔子。“茕茕（qióng）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姬昌可被告密者害苦了。

对待告密者的态度，在中国儒法两个派系的争执一直没有停止过。

大鱼以前的文章写过，孔子是一个为儒家背起最大黑锅的人，他的思想一直不停地被篡改，并没有像耶稣那样传下来。到罢黜（chù）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孔子思想和孔子本人基本已经没有太大关系。

《论语》中记载这样一个故事。叶公对孔子说：“我们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他去举报了他父亲，然后请求代父受死。”孔子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个直躬是个伪君子，为了自己捞一个好名声，竟然出卖他父亲。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即父亲为儿子遮掩罪过，儿子为父亲遮掩罪过，这才是坦率合理的行为。

西汉宣帝刘询把孔子的这个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汉书》记载，刘询颁布“亲亲相隐，均不论罪”的诏令，不提倡告密：“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看看，这和现代欧美法律中的“近亲属有作证豁免权，有权迴避证明近亲属有罪”完全一致。事实上，最初的孔子思想和现代理念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像韩非子那样的法家人物和孔子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他甚至主张把告密者一起杀掉，这有点像“他骂了，你来告密，他该杀；你也听到了，你也该杀”的意思。

把告密法律化的历史人物是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这里不但明确告密有奖，隐瞒者受罚，而且使用“连坐”的手段强化执行。后来商鞅作法自毙，他自己正是被人告密后受到车裂之刑。

商鞅的影响极其深远，他制定的不少法律体系流传至今，比如上世纪60年代不检举不揭发、知情不报就是罪过，现在父母负债不还、酒驾肇事、其他原因入刑等都可能影响子女入学、参军、国考，这就是商鞅留下的一种株连、连坐制度。

研究历史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规律，但凡号召我们崇拜的大人物，都很推崇告密。无论是行商鞅之法的秦王朝，还是后来的汉武大帝。

汉武帝连年征战，国库空虚，他颁布了一个“告缗[mín]令”，鼓励百姓举报周围认识人的财产，便于皇家收税捞钱。“告缗令”规定：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被奖励给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间告密之风大盛。

司马迁记载，当时的中产阶层几乎全被告密搞破产，“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老百姓有钱藏不住，全都吃光花光，最后闹得个越穷越光荣。

唐朝酷吏来俊臣编著过一本书叫《罗织经》，宰相狄仁杰、酷吏周兴看罢都冷汗直流，不敢喊冤。武则天看罢此书，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杀机遂生。《罗织经》对告密的娴熟运用可谓达到化境：“人皆可罪，罪人须定其人。罪不自招，密而举之则显。人无不党，罪一人可举其众。”这些手段都被后人消化吸收，用于实践。

武则天虽然杀了来俊臣，但是当时对告密还是很感兴趣的。为激发告密者的积极性，武则天专门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如此一来，告密之风盛行，人人自危。

史料记载，有一军官在与同僚共饮时发牢骚：“早知今日得不到奖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席间一人马上悄然离席，去向上司告密。酒席未散，羽林军破门而入，所有人全被抓起来。经审问属实，告密者官授五品，发牢骚者被处斩，其馀在场众人“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

武则天显然很清楚错杀了不少好人，后来对告密不太感兴趣了。偏偏有个臣子去喜得贵子的同僚家吃饭，发现同僚违反规定宰羊招待客人，就偷拿了一块羊肉去向武则天告密。武则天赦免了他的同僚，同时告诉他：“请客要请对人哟！不要请这种来告你密的小人。”

明朝时因有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这些专职机构监视、拿办臣下，告密更得发扬光大。到清朝时，有一位尚书这样总结为官之道：““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一切字迹最关重要……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可见对告密者的忌惮之深。

反倒是在蒙古元英宗的时候，有个叫苏拉的人告发自己的父亲犯法，被英宗训斥：父母有过，不加劝阻，岂可告密！如此逆子，不可容忍——苏拉就这样掉了脑袋。

看起来告密也有肇祸的时候，毕竟算不上什么光彩事儿。

告密是人性中最卑劣的行为，过去所有叛徒最怕的就是除奸队，谁知道后来告密成为俗人行当，还获得检举揭发有功这样高大的赞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