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赫舅舅云生格的革命生涯

云生格

　　云生格，蒙古族，1918年出生于土默特旗台基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镇北台基村)。

　　云生格的家乡台基村距离乌兰夫的家乡塔布子村大约30多里。当年，他的姐姐云亭嫁给乌兰夫的时候，他还是个只有两岁的孩子，他的家族在托县台基村是个大户人家，而且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后来，父母年老体弱，家里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云生格长到十几岁，他的家已经一贫如洗，饥寒交迫，他不仅要照顾父母，还要下地劳动，沉重的负担让他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也让他成熟起来，显得比同龄的孩子更加懂事和能干。

　　云生格16岁那年夏天，父母听人说，女婿乌兰夫从苏联回来了，从早到晚东奔西跑的挺忙活，就让云生格去找姐夫给他找个事干。云生格来到塔布子村姐姐家，看到姐夫不在，姐姐一个人正在忙碌，既要做饭服侍一家老小，还要去地里干活，根本忙不过来，他二话不说，拿起农具就跟着姐姐下地劳动了。他后来才听姐姐说，姐夫正在外面干大事业。几天后，姐夫带着几个人回来了，有奎璧、李森、赵诚等人，在家里开会到后半夜，第二天又走了。这年秋天，云生格帮着姐姐收割完地里的庄稼，告别了姐姐回了台基村。

　　1935年夏天，云生格听说姐夫在归绥城的土默特学校当了老师，姐姐带着孩子们都去了，他进城去看姐姐，发现姐夫还是那么忙，姐姐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还要照顾正在读书的小姑子云清和两个孩子云曙碧、布赫。姐夫看到小舅子已经长成了大后生，连连夸赞，听说他没什么事干，就让他在城里找个事干，顺便照顾一下姐姐。于是，云生格留在城里一边打短工，一边帮着姐姐做点家务。他经常看到一些穿军装的人来到姐姐家，后来才知道他们是百灵庙保安队的云继先、朱实夫、赵诚，还有奎璧、克力更、李森、高凤英。

　　这时的乌兰夫是以土默特学校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抗日宣传革命活动。1935年12月，乌兰夫得到了打入蒙政会驻北平办事处的地下党员毕力格巴图尔的报告，说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为了与日本人勾结，亲自去伪满州国访问去了，说明德王已经公开投靠日本人。于是，乌兰夫让奎璧、克力更把德王与日本人勾结的情况编印成传单，一部分送到百灵庙的保安队，其余的让云生格和高凤英在大街上散发，向人们揭露德王投靠日本人、出卖蒙古族利益的行为。云生格虽然没文化，通过散发传单和乌兰夫的教导，开始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

　　1936年2月，“百灵庙暴动”以后，乌兰夫辞去了土默特学校的教员职务，进入百灵庙暴动队伍组成的蒙旗保安总队，担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因为不方便携带家属，让云亭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塔布子村。云生格也回到台基村，继续照顾父母，下地劳动，偶尔也去看望一下姐姐。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归绥城。蒙旗混成旅和日军在归绥城南大黑河激战一天一夜后，因寡不敌众，渡过黄河撤到伊盟地区坚持抗战。1938年，蒙骑混成旅改称蒙旗独立旅，1939年夏，蒙旗独立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三师(简称新三师)。乌兰夫化名云时雨，担任新三师政治部代理主任和中共地下党委书记。

　　1939年7月，中共绥远党组织为了培养革命骨干，动员进步青年前往延安学习。乌兰夫在新三师一直惦记着家人的安全，让奎璧给家里捎信，动员家人去延安。云生格去姐姐家听说了这个消息，问姐姐自己能不能去延安。当时，云亭已经决定让女儿云曙碧和儿子布赫去延安，可是云曙碧才15岁，布赫只有13岁，步行去延安一千多里，路途那么遥远，她实在不放心两个孩子，看到弟弟也想去延安，马上表示同意，为的是让云生格一路上能够照顾这两个外甥。

　　云生格回到台基村等候出发的消息，他有个最好的朋友，也是他本家叔叔云世英，忍不住就把自己去延安的事情告诉了云世英，问他想不想去，一路上也好有个伴。云世英只有15岁，父母已经去世，他和两个弟弟靠着给人家放牛、打草度日，早就想出去闯荡，虽然不知道延安在什么地方，去了延安干什么，但他相信云生格，觉得跟着他走没错，于是两个人天天盼着送信的人快点来。

　　一天傍晚，负责这次行动的中共土默特蒙古工委负责人贾力更派人通知云生格到塔布子村集合。云生格叫上云世英连夜赶往姐姐家。第二天早晨，云亭拿出了一双新做的布鞋给弟弟穿上，再次叮嘱他照顾好云曙碧和布赫。云生格向姐姐保证，一定关照好两个外甥。他和云世英、云曙碧、布赫、云照光、云晨光六个人直奔20里外的小里素村乌兰夫舅舅家里。下午，贾力更领着十几个年轻人来了，他们是李永年、李文精、云治安、云成烈、巴增秀、云志忠、张玉庆、奇峻山、云祥生、云林秀、云琳、金玉、赵俊峰、成义、朱玉珊、李桂茂，加上云生格几个人，一共22个蒙古族青年，还有一个是护送他们的张禄。过了一会儿，奎璧从外面进来，对大家说：“现在日本人想灭亡中国，让我们当亡国奴。你们到了延安，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要努力学习，练好本领，将来成为抗日英雄，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贾力更讲了一些路上的注意事项，大家就出发了。

　　云生格走在路上发现，他和李永年、李文精是岁数比较大的，已经20多岁，其余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最小的云照光才10岁。他们要渡过黄河，经过鄂尔多斯，然后翻山越岭，走得快也要一个多月才能到延安。因为20多人目标太大，贾力更吩咐大家三三两两地分散开，拉开距离向前走，走在前面的人在岔路口留下高粱杆做标记，后面的人按照标记继续向前走。

　　第二天早晨，他们走到靠近黄河的四先生窑子村，进了一户农民家休息，大家又饿又累，贾力更熬了一锅小米粥。大家正在喝粥，突然来了几个伪军，端着枪大喊：“你们是干什么的?都不许动!”大家惊慌失措，贾力更装成做饭的大师傅溜出去，通知隔壁院子里的云生格、布赫、云祥生等人逃跑了。伪军把张禄、云治安几个人捆绑起来，审问了几个小时，问不出什么，也没有证据，后来在村里看热闹的老乡担保下才放了他们。张禄安排返回小里素村汇报情况，让云世英在黄河岸边的村子里等候，他先带着十几个人过了黄河。

　　几天以后，贾力更返回小里素村找到了奎璧，准备和大青山的八路军联系，展开营救工作。这时，云治安回到小里素村。奎璧听完汇报说：“听说你们出事，我很着急，这下好了，有惊无险，你们没事，我就放心了。”然后带着大家分头去找跑散的云生格、布赫、云祥生等人，重新召集到小里素村，继续向南走，在黄河边遇到了云世英，一起坐船过了黄河。刚到对岸，岸上几个国民党士兵就把枪口对准了他们，盘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去逃难，国民党士兵不依不饶，硬说他们是汉奸。他们就打开带着的一袋子白面，用帽子给国民党士兵每人一帽子白面，外加几盒日本香烟，国民党士兵这才放行。

　　几个人过了黄河与先到的人会合了，大家分开才十几天，就像久别重逢，互相问长问短。第二天，20多个人继续出发来到了塔宾召，这里是国民党托县政府所在地，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关系比较缓和，一个国民党县长接待了他们，听说他们去延安，就想方设法拉拢他们，说延安的条件很苦，吃小米，住窑洞，天天劳动，去了活受罪，还不如去河套投奔傅作义，国民党部队不但吃得好，还给发薪水。可是大家不为所动，告别国民党县长，继续向延安进发，一路上凡是经过国民党占领的地方都要被盘查审问，百般刁难。经过千辛万苦，经历了各种磨难，9月初，22个人终于到达延安，不但受到热情接待，还住进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富春亲自接见了他们。

　　1939年1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经过协商，决定把这批蒙古族青年编入陕北公学55队。他们学习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彭德怀、张浩、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贺龙、王震、刘少奇、洛甫、蔡畅等人都来看望过他们。后来，陕北公学55队转入新成立的延安民族学院，乌兰夫是学院的教务处长。

　　1942年大生产运动期间，延安民族学院一百多名师生，在学院秘书长王铎的带领下，进山烧木炭。云生格和云世英都是劳动好手，干活也利索，他们俩和李永年、云治安、李文精一起出色地完成了烧炭任务，受到了学院的表彰。后来，云生格因为踏实能干，被派往南泥湾民族学院农场、延安大学农场指导农业生产，为延安军民度过困难时期做出了贡献。

　　1945年，云生格接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组织和护送一批进步青年进入解放区。第二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开始后，云生格又去绥东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共正黄旗支委会主任、乌盟财经处处长、乌兰浩特市皮革厂厂长兼被服厂厂长、发电厂厂长，保障了辽沈战役的顺利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生格曾任内蒙古工业厅轻工处处长、内蒙古冶金厅有色金属处处长。1962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到基层工作，先后担任巴盟人事处处长、民政处处长、工业局局长、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云生格遭到残酷迫害，由于多次被关押和毒打，腰椎和肋骨受了伤，造成终生残疾，但他坚持真理，毫不动摇，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1980年，云生格恢复工作，担任了内蒙古政协副秘书长，1983年离休。

　　1998年，云生格在呼和浩特病逝，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