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反右”的前因后果

了解1957年的反右，必须回到1956年的历史环境中。

由整风而起

1956年9月八大的召开，宣告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建立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建立了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通过和平赎买、逐步过渡、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改造人、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并举等措施，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伟大改造！可以说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一个乐于奉献的年代，一个理想闪光的年代和一个意气风发的年代。

接下来的一系列操作仍然是无比光荣、伟大、正确:

毛泽东五个月前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为贯彻这一方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后来向知识分子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讲话中，“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

与此同时，面对苏共20大的影响以及国内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一如既往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矛盾可以通过屡试不爽的整风运动解决。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一路下来，充分彰显了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的伟大格局。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建议。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

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有小学、中学教育经历的都是算是文化人，大多数是一点教育都没有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等怨言。

在大鸣大放后期，老精英的批评和建议逐渐变味，出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储安平的反对“党天下”、民主党派要有自己独立的武装部队等不正常论调。这个风向引起了党中央的警惕！1957年6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成为反右开始的标志。

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2日，毛泽东将《事情正在起变化》印发党内同志阅读。于是掀起了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反右运动”。

反右扩大化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一段话: 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这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

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复查统计，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复查核实改正错划右派533222人，占总人数97％。

反右影响

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同年在农村迅速开始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合称“三面红旗”。全国的中心任务从反右转移到了大跃进，反右运动逐渐停止。

反右标志着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这些变化为之后的“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7年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