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与中华民俗文化

1、中国文字学中的瘟疫

瘟疫，是细菌病毒等病源微生物在与人动物躯体一同进化的过程中，随时对人类进行侵袭形成的可怕灾难。考古学家已经在距今9千万年的鸟类化石中找到了传染病的证据。约在1万年前，游牧民族开始定居下来并驯服一些动物：猪、马、牛、羊，这些动物为人类带来新的致病微生物；农业的发展，森林的开发和人类其他生产活动引发一些新的群体性疾病，并传播一些动物疫源性疾病成为瘟疫；迁徙和战争等活动，加剧其传播和扩散。

从远古开始，瘟疫、战争、饥荒都是危及人类的灾难。佛家称此为“三灾”（又将水、火、风之灾称为大三灾）。古人对瘟疫的观念，从汉字的演化中也可以展示出来。在甲骨文中，就有“疾年”的记载，其指的就是瘟疫。在《周礼·夏官·司爟》中，又称为“时疾”。“疠”字已见于《尚书》《山海经》和《左传》，如《尚书·金滕》言“遘疠疟疾”，《山海经·东山经》记有珠鳖，“食之无疠”，《左传·哀公元年》言“天有灾疠”。

郭璞注《山海经》说“疠，疾疫也”。可见，在殷周之际，瘟疫又称“疠”；战国以后，“疠”字渐用其引伸义，为“疠风”（即麻风）之“疠”，如《墨子·兼爱下》云：“今岁有疠疫。”此处之“疠”，应读作“赖”，指疠风，即《说文》所云：“疠，恶疮疾也。从疒，厉省声，力大反。”

此种传染病之流行，因多发于囚徒奴隶之中而称“温”。“温”本作“昷”，是囚犯或奴隶的代称。《诗经·小雅·小宛》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言被上手栲（恭）的囚犯或奴隶，被缚在大木上，没有自由。故最早的温字写作“昷”，从“囚”、从“皿”。是囚徒或奴隶。因而把囚犯或奴隶们患传染病称作“显病”。

《说文》：“仁也，从皿以食囚也，官溥说。”官溥的这个解释是对的，以皿食给犯人或奴隶以体现其温暖仁义。因囚徒群居患病易互相传染，故把囚徒间发生传染病用“显”来称谓。至战国时开始把“昷”字加水旁为“温”字了。如楚国宋玉《风赋》言：“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因温病多起于国囚徒牢狱中，故又有“牢温”之称。这是西晋以前的病名。南北朝以后，“广”旁取代假借的字增多，“温”字作为传染病的字创演为“瘟”字，当时把人或牲畜家禽所生急性传染病称为“瘟”或“瘟疫”。例如南朝梁代的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说：当时的人“以五采丝系臂，名日辟兵，令人不病瘟。”

急性传染病每多发于兵役之中，故又称“役病”。如《左传·昭公十三年》中记有“役人病”，《山海经·西山经》中也有以“兵役”言兵中传染之语，日：“见则大役。”又如《左传·昭公十三年》也言：“欲速，且役人病矣！”是说士卒有传染病。在战国时代就开始把“役”用广旁字改为“疫”字了。例如《札记·月令》即有“果实早成，民殃于疫”、“诸蛰则死，民必疾疫”之语。故《说文》云：“疫，民皆病也。”出现“疫”字之后，在监狱之中发生传染病又有“狱疫”之称。

瘟疫的称谓，也曾改变过有关器物的使用。例如在汉代以前，輼或辒车，原指卧车，这种车“有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乘坐者可坐可卧，最为舒适。史书记载，秦始皇、西汉霍光等人皆乘辒车。《史记·秦始皇传》记载，秦始皇死后“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车中。会署，上辒车臭。”《汉书·霍光传》记霍光死后也“载光尸柩以辒辌车”，其后，便把辒车用于拉死于瘟疫者的棺柩，以防止瘟疫传染。辒车，遂从高贵之卧车而成拉瘟疫死尸的专车了（见《宋书·礼志五》）。此外，涉及瘟疫的文字还有“札”与“瘥”。古代把瘟疫大流行称为“札”，把散发瘟疫称为“瘥”。

2、瘟疫与傩文化

原始人类，因瘟疫具有突发性、流行性和高死亡率等“集体屠杀性”的特征，我国先民们认定瘟疫的发生是鬼魅作祟，这与古代西方认为是上帝震怒惩罚人类异趋相左。《汉旧仪》日：“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疟鬼；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这在王充《论衡》中也有记载。即鬼魅作祟生瘟疫，当驱鬼或祈神祛除。

疟疾是古代流行最频最广的瘟疫，《尚书·金滕》记载周公为武王祷病，而武王终于死去。武王可能死于疟疾。从疟疾“疟”字的古代字形看，疟字从“虎”从“匕”，“虎”字的形象是鬼头，“匕”的形象是手执刀或叉，古人造“疟”字的意象是：疟之为病，乃鬼以刀叉袭人致病，故高田忠周先生在《古学发凡》中云：“疟字从虎从匕，盖鬼省，其字从鬼。”历代很多书籍也记述古人以鬼为疟疾病因，如南北朝祖冲之《祖异记》中说，疟疾是“山 ”致病，《范东阳方》记有“疟疾鬼”，《通玄方》言有“鬼疟”，《太平御览》则记有“温鬼”等等。即是鬼魅为病，当避鬼为防，逐鬼为治。

《周礼·夏官》《礼记·月令》和《后汉书·礼仪志》等书都记载，在两千多年前，从宫廷到乡间，在每年岁终的“先腊一日”，要举行名为“大傩”的祭祀，是一种打鬼逐疫的舞蹈仪式。舞蹈也是原始先民强身防病手段之一，《吕氏春变·古乐》记载：“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民气郁淤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为舞以宣导之。”“大傩”是以打鬼驱鬼为主题有化妆的集体祭祀舞蹈。殷周时代，宫中傩仪的主舞即领祭者是方相氏。

《后汉书·礼仪·大傩》记下了傩祭盛况：方相氏领舞，头戴假面（鬼脸），假面上有金光闪闪令人生畏的四个眼睛，穿玄黑色上衣，下系朱红围裙，手掌上蒙着熊皮，一手执长戈，一手扬起盾牌，迎头前进。领舞者率领戴假面的十二神将作十二种兽舞，用长戈向四方冲击，喊声震地，如临大敌，十二神将为“甲作”“弗胄”“雄伯”“腾简”“揽诸”“伯奇”“强梁”“祖明”“委随”“错断”“穷奇”“腾根”等，分别有吃凶鬼、吃虎、吃妖怪、吃不祥、吃咎、吃梦、食磔死寄生、食观、食巨、食虫等本领。

还有10到12岁称为“侲子”的小童120人跟随唱驱鬼歌和呐喊，从阴暗处，横扫宫廷，周遍前后三个来回，直到端门外，出城后把火炬投到洛水中。魏晋到隋唐时代沿袭汉制，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分，方相氏和十二神兽角色由《论语·乡党》言“乡人傩”，何晏注日：“傩，驱除疫鬼。”乐人扮演。兹后，这种巫术文化逐渐在中原地区退却，在地域偏僻、生产方式原始地区长期保留下来。在漫长的历史传承中，傩文化也掺入了佛、道及民族形式，如今在贵州省铜仁地区的土家族傩仪堂，仍可见其遗存。

3、瘟疫与卫生民俗

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瘟疫斗争中，把一些当令预防措施发展为民俗节日，不仅点奏着一年年的工作节律，也领引着生活情趣，包括饮食、起居、服饰、旅游等，从而展示民俗文化的特色。除疫祛灾成为民俗节日的“公因子”。　

元旦为一年之始，除国之祭天、家之祭祖之外，据《广韻》记载，每岁首要饮屠苏酒以除疫气。元代陈元靓《岁时广记·祭瘟神》说，在宋元时代，元旦日四鼓时各家都要祭祀瘟神，以保一年之平安。

农历二月二为“引龙回”的“熏虫日”。农历二月二日多在惊蛰前后，是龙欲升天开始活动。《千金月令》记载：“惊蛰日，取日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月令辑要》也记载：“北围仓，云避鼠也。”明代刘若愚的《酌中态》也记载：“二月初二日，各家用黍面枣糕，以油煎之，或白面和稀摊为煎饼，名日‘熏虫’。”《帝京景物略》记载其意义说：“二月二，日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董床状炕，日熏虫儿，谓之引龙虫不出也。”除有“龙抬头”和“引龙回”的卫生习惯外，和正月三十“送穷”相接，二月二为“迎富日”。魏了翁在《二月二日遂宁北效迎富故事》诗中说：“贫如易去人所欲，富者可求吾亦为。里俗相传今已久，谩随人意看儿嬉。”常人这一天理发，吃猪头肉以应富。农村也从这天开始田间劳动，家谚日：“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

三月三日为上巳节。起自周公，《周礼·春官·女巫》记载，以女巫洁于水上井卜、洛邑、流水以泛酒，后世流觞曲水。汉朝在三月上旬的巳日，汉以前必取三月初三，魏以后习用三月初三，但不定为巳日。汉成帝时，官民皆祓褉于东流水上，以水盥洁（褉者洁也，巳者止也），使邪疾去祈介祉。这一天住城中人踏青，在唐代上巳节皇帝赐侍臣细柳圈，云：“带之免虿毒瘟疫。”后世小儿在清明戴柳圈也来源于此。

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又称天中节，重午节，浴兰令节、蒲节。据宋代吴自牧《梦梁录》和陈元靓《岁时广记》所载，古代为端午日午时，切菖蒲以泛酒中，饮之可辟瘟疫之气，故日蒲节。《帝京岁时纪胜》日：“五月五日细切蒲根，拌以雄黄曝以浸酒，饮余则涂抹儿童面颊、耳鼻、并挥洒床间帐，以避毒虫。”这一天，士人还于效野或演武厅走马较射，谓之藉柳。传说师旷在这一天采艾占病，为采艾日。又传说因五日午时，斗柄星正掩五鬼，送药行业在此时制百药，无不灵验，是古代的制药日。这天以五彩丝系臂上，谓之“续命缕”，可辟兵及鬼，令人不病。又以石榴、葵花、菖蒲、艾叶、栀花插瓶中谓之五瑞，可辟除五毒（蛇、虎、蜈蚣、蜗，蟾蜍）。《楚辞·离骚》有“浴兰汤兮沐芳华”，言这天把所蓄之兰为汤以沐浴。而令米投水为祭，后人又制为角黍，遗为后世粽子。又恐所投角黍为蛟龙所夺，故以龙舟竞渡，以逐蛟龙。

六月六日为天贶节。传说这天为大禹的生日，故又称神诞节。《燕京岁时记》日：“六月六日，抖晾衣服、书籍，谓可不生虫蠹”。据《宋史·真宗记》和宋·赵升《朝野类要》所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六月六日，天书降，诏以此日为天贶节。这一天要辟恶驱蛊。

八月一日以朱墨点小儿额，谓之天炙，以厌疫。

九月九日为重阳节。因九为阳数，其日与月并应，故日重阳。汉代时有官人在九日这天饮菊花酒和茱萸酒，后得长寿，此后民间也在九月九日饮此酒。到年底腊月二十五为扫尘土日，至除夕，即是年底请傩神逐疫，民间跳傩与宫中有所不同，傩神赤帻玄衣朱裳，蒙以熊皮，执戈持盾以舞蹈。每家又有门神，传说黄帝时，有兄弟二人，名神荼、郁垒，能执鬼除疫，后世祀以为神，便画成两幅图象，贴两扇门上，后世演为对联。传说上古西方深山中有恶鬼，长丈余，名山魈，人犯之即病寒热、畏爆竹声。除夕，人以竹烧火中，毕剥有声，则惊走。火药发明后，以鞭炮代之。故除夕放鞭炮，意在驱除瘟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