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尘封的西安事变内幕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史称“西安事变”。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在协议签订以后，张学良不顾一切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举动，很多人难以理解，也成了西安事变的未解之谜之一。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学良这么去做呢?

张学良为什么由扣押蒋介石，转而又决定释放蒋介石，说法甚多。现海外一种比较盛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开始扣押蒋介石是受人欺蒙，直到扣蒋介石后方才发现自己之幼稚、鲁莽，因而悔悟。国内有的论著和回忆材料一般声称：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急报父仇，同时，为洗刷日本侵略东北而东北军不抵抗的奇耻大辱；张学良同日本帝国主义有杀父之仇及失土之恨，扣押蒋介石和释放蒋介石纯属感情用事，一时之冲动等等。事实上并非如此，兹就内幕问题作一探究。

其一，据杨虎城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回忆，西安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找张学良商议释放蒋介石的四项条件：一是蒋介石之“安内攘外政策”必须改变，至少以谈话方式向全国公开声明（当时考虑由南京政府正式发表声明是办不到的）；二是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抗日联合政府，应有行动表现；三是东北军、17路军的驻地和政治地位不变；四是红军问题，由以后组成的抗日联合政府解决。这说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此时在释放蒋介石问题上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其二，在西安与南京方面刚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提出蒋介石下令撤兵，蒋介石即回京，到京后再释放爱国七君子。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从这一天的谈判来看，张学良与中国共产党、杨虎城态度相同，是主张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

其三，张学良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改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是在1936年12月23日晚上。张学良为何由有条件释放蒋介石而变为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因为张学良一向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及其背后的共产国际，他谋求打通苏联的通道，以中国共产党、西北军和东北军三方面（指红军、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抗战基地。而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态度都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张学良多次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认为失去苏联这座靠山，西北局面是难以支撑的。

就在张学良开始考虑释放蒋介石问题时，中共中央23日晚上明确表示不同意公开宣布“三位一体”的关系，只愿保持第三者的身份。而且为维护第三者地位，中国共产党暂不公开参加张学良预拟宣布成立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这是促使张学良不仅同意在没有任何正式协定的情况下释放蒋介石，而且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的致命一举。

尤其是24日晚，张学良领周恩来见蒋介石，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态度令张学良吃惊，周恩来对蒋介石以“领袖”尊之，（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联蒋抗日的重大意义）而且在对蒋介石的谈话中，周恩来并不表达“三位一体”的态度，只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态度。

事实上，西安事变也确实教训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谈判结果，蒋介石对周恩来允诺：（一）停止剿共，联共抗日；（二）由宋子文与宋美龄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这实际上表明了“三位一体”的消失，较量的双方由南京方面对西北方面巧妙地演变为南京方面对陕北方面，即国民党与共产党，这更加坚定了张学良无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决心。

上述史实证明，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开始主张是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后由于中国共产党态度的改变，张学良才主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样说的根据何在呢？

我们在这里不妨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之初至2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之间的各种信函和电报，在“和”与“战”及对蒋介石处置问题上的言论，做一概要的排列。这些公开或内部发表的重要言论，都是当时有关张学良思想行为的最真实的记录。

12日，张学良在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明确宣称，他之决心与蒋介石破裂，纯粹是因为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同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因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张学良和杨虎城

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的“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强调：“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16日，张学良进一步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之所以下决心捉蒋，就是因为蒋介石如今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同时张学良电告冯玉祥：“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但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要送蒋回京，“势难遵办”。

1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强调“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至于释放蒋介石，除非蒋介石承认西安方面政治主张，否则，“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

18日，张学良复电孔祥熙、何应钦等，提出：除非中央确有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否则“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张学良甚至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

19日，张学良致电蒋鼎文及孔祥熙等，对中央军继续进攻反应更加强烈，再度警告说：“弟等发动此种惊天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之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

20日，张学良、杨虎城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17路军将士书，更是下破釜沉舟之决心，准备与南京开战。西安事变的行动就是因为再也不能听任那些“变相汉奸”，或者是“犯了恐日病”的领导人“欺骗”、“敷衍”才不得不武力制止之。任何人敢以武力压迫，“使我们不得贯彻主张，那我们为扫除误国误民的分子，争取民族的最后生存，当然要起而自卫，并且要粉碎这种恶势力。”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之中，显然看不出张学良有任何退缩的表示。张学良十分清楚，要成功解决好这一重大的事变，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红军、东北军和17路军结为军事同盟；第二，苏联的同情与援助；第三，或者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接受其主张，或者得到众多地方实力派的同情而抛弃蒋介石与南京的少数当权派。问题是，在上述三个致胜条件上，张学良占了几个条件呢？

中共与红军的支持是确定无疑的。苏联方面的态度，张学良最初显然不甚了解。南京政府公开反应强烈，各地方实力派也颇不赞成扣押蒋介石行动，这多少也在张学良意料之中。重要的是蒋介石态度开始表示强硬，后态度转和，南京除“亲日派”外，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均主张调和，其内部之分化已显而易见。如此算来，在上述三个条件中，张学良最初才占了一半，苏联且为未知数。

的确，苏联的态度对张学良西安事变的前途将有最为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张学良这时自然格外关心苏联方面对他的“革命”义举反应如何。他不仅亲自打电报询问毛泽东：“国际对西安一二一二革命有何批评，乞告。”并且在周恩来至西安后，更反复说明，他极愿听中共中央的意见，“尤愿知国际意见”。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如何，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苏联《真理报》12月14日指责张学良利用抗日名目制造分裂的社论，早已尽人皆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12月16日给中共中央电报指示的内容也已经公诸于众。应当了解的是，张学良因为高度重视苏联方面的反应，并且与上海有直接的电台联系，因此，还在他12月17日打电报向毛泽东询问的时候，多半就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莫斯科的公开反应了。

张学良什么时候了解到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呢？确切的时间应当是12月21日晚8时。毛泽东在前一天曾经在这个时间通过住在张学良公馆内的周恩来向张学良通报了共产国际当天来电的内容，但毛泽东转述的电报删去了季米特洛夫原电中第一段的内容，这段话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毛泽东删去了这段足以让张学良感到不舒服的话，只将下面这些内容告诉了张学良：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应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

（一）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三）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四）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我们从上面这段文字和建议中能够看到，共产国际未必完全赞成发动这样的事变。让我们仔细地考虑一下，这样一封国际来电，对这时倍受外界讨伐之声困扰的张学良，究竟是一种宽慰呢，还是一种沉重打击呢？张学良感觉自己的政治诉求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基本肯定呢，还是根本被误解、被否定了呢?因而，张学良无条件释放蒋介石是不言而喻的。

了解了张学良扣放蒋的原因，我现在谈谈我对送蒋返南京的看法：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真心拥护他，证明他发动事变的真正动机是逼迫蒋介石抗日，并没有害蒋之意；张学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深，认为自己发动“兵谏”犯了“以下犯上”之罪，只要全民族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愿亲自到南京

接受惩罚；西安事变后，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也是促使张学良不得不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原因；张学良相信已经建立起来的西北“三位一体”强大的军事政治联盟是握在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这足以迫使蒋介石放自己返回西安。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影响下和平解决。当事变取得初步成果，张学良在没有任何条件保证的情况下就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为全国抗日局面的真正实现做出了贡献。正如毛泽东说：“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的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12月25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

兵连祸结，还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对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这一举动，许多人都难以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张学良这么做呢?

一、张学良为了向蒋介石表明他发动事变的真正原因是要联共抗日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命令部队撤到了山海关以南。接着，东北沦陷，热河失守，东北军愤愤不平，社会一片谴责声，但张学良对蒋介石非常崇拜，他说“蒋之所为，不是为私，而是为公”。

下野的张学良在旅欧期间，深受意大利墨索里尼“独裁专制”思想的影响，1934年初回国后，他积极支持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认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绝对正确”的。他认为“要抗日，就必须实现稳定和统一，全国上下一致，听从中央政府指挥。要实现这些，不先消除内乱，不消灭共产党是不行的”他到处高唱“拥护蒋介石，一切惟之命是听，对蒋以父执视之”。是故张又能被委任为“西北剿匪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到西北进行“剿共”战争。张学良认为只有消灭了共产党的“内乱”，然后才会有全国的统一，这样就可以举国一致抗日了；再说了红军刚到陕北没多久，还来不及补充；陕北又是个穷地方，就是想补充一时半会也不太可能；红军在人数上只有3万，装备又差，应该不是对手。所以，他想趁红军立足未稳之时快速将其消灭。

可是在1935年9月至11月的战争中，张学良非但没有取胜，反而在几个月内被红军歼灭三师之众，三个师长两死一伤，这使张学良感到十分痛心。“剿共”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张学良，他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产生了怀疑。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不是简单可以用武力消灭的，于是“和平方法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思想”遂在张学良心中产生。正在这时，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对张学良起到了极大的感召力。张学良在“反省录”中说：“此时中共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这主张不但深获我心，而且得到大多数东北军，特别是青年军官的赞同，对其作战毫无进展。

我开始想，我们的政策开始失败”因此，张学良主动接近进步人士，寻求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与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洛川、肤施会谈中，张学良一再要求共产党抗日必须包括蒋介石在内。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现在中国的实际统治者，中国现有的地方都由蒋介石统治着，全国主要的军事力量都被他掌握着。所以，蒋介石有抗日的可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该包括蒋介石在内，而不应该摒弃他，要联蒋抗日。可见蒋介石在张学良心目中的地位。张学良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和他一道共同改变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他说，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一定能把蒋介石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与此同时，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也将张学良的要求报告给毛泽东，中共的政策开始由“反蒋抗日”转变为“联蒋抗日”。由于张学良对中共认识的加深，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他和杨虎城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抗日准备工作：为培养抗日骨干力量，提高军官的政治、军事素质举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创办“学兵队”，主要吸收由平、津等地共产党派来的抗日积极分子、中共党员、民先队员及进步青年等；在张、杨的支持下，还成立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等组织。

可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同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发生了矛盾。但蒋、张的这些矛盾与冲突只是政治主张不同，私人感情还是很好的。诚如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对总部全体职员训词中所说：“我们对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与私怨。我们绝对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与办法，促使他反省。如果蒋委员长能够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张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我们所争的只是主张，其他均非所是”由于张学良坚持抗日必须拥护蒋介石，所以张学良准备用一切办法来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根据史料记载，张学良、杨虎城至少对蒋介石诤谏8次，张学良7次，杨虎城1次。其中12月7日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哭谏”，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蒋介石听后勃然大怒，用手拍着桌子，大声说：“你现在就是拿枪将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可见，西安事变是在张、杨的爱国思想受到压制，进行了多次诤谏，在无果的情况下被迫发动的兵谏。

由此可见，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只是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答应抗日，希望蒋介石能够悔悟，绝无加害之意。张学良在布置捉拿蒋介石任务时，严令“千万不要把委员长打死了，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否则军法从事”。当执行扣留蒋介石任务的孙铭久赶到蒋介石卧室，发现蒋不在那里时，立即向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听后“放下听筒不语”，接着给白凤翔下了死命令：“如果九点钟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并表示如果找不到蒋介石“我便将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捉到蒋介石后，张学良向全国通电说明情况，并致电南京要求和谈。当张学良与宋氏兄妹谈判结束，取得了八项和谈条件后，蒋介石虽没有在和谈上签字，只以“领袖人格担保”，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就极力主张尽快送蒋介石回南京。他说：“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主要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介石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会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就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张学良也意识到，蒋介石虽口头上答应了他们的条件，但不是心甘情愿的，而是被迫的。他说，这些协议都是纸上的东西，即使蒋介石签了字，也没有太大的价值：“回去后想撕毁还不是一样可以撕毁!现在他在这里，他命令中央军退出潼关，何应钦不见得一定服从，我们强迫他下命令，他下了，何不听，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就是何执行，兵退出南京，重新下令出兵，兵又开回来，我们又奈何于他”?所以应尽快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样还可以促使蒋介石实践自己的诺言，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

二、张学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挽救国家的命运，实行联共抗日，被逼无奈才发动的兵谏。这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为全族的利益着想的。但由于张学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颇深，认为自己出发点虽是好的，但还是犯了“以下犯上”的严重错误。“兵谏”的发生使蒋介石的形象黯然失色，这对蒋介石维护自己的领袖地位和独裁统治必然要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必须给蒋介石一个下台的机会，挽回他的面子，以维护蒋介石的尊严、人格和领袖地位，进而才好领导全国人民抗日。他说：“这次事变实属无奈，我理应受到惩罚，否则，以后再发生这样以下犯上的事，岂不乱了纲常”?所以，张学良对反对他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人说：“他是领袖，有领袖的人格，有可靠的信用，有崇高的尊严。我们这次发动事变，对他的打击太大，我们说抓，就把他抓起来，说放，就叫他一走了事，他还成什么领袖?这还成什么体统?这使他以后怎么见人，怎么办事?要知道，我们今天不但应该好好地送他回去而且以后还要拥护他做领袖。所以，我必须亲自送他回去，使他有保持威信和尊严，好见人，好办事，不致他感到难堪，不致对我们再存怨恨和戒心。

此外，张学良华清池扣留蒋介石是为了抗日，放蒋介石回南京也是为了抗日，亲自送蒋介石求得谅解同样也是为了共同抗日。为了恢复蒋介石的威信，张学良认为他到南京请罪，以求诚实，这样不但对蒋介石有了交待，而且对天下人也有了交待。蒋介石不会处罚自己，肯定会叫他返回西安，以示宽大。这样一送一赦岂不成了千古美谈?事实上，张学良的这种做法是从维护蒋介石的威信，以利今后的抗日大局出发的，同时也顶住了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并表明心迹。

张学良认为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有利于以后与蒋介石合作，共同抗日，因而南京迟早是免不了要去的。他说：“他是领袖，以后开会、办事我怎能老不去见他呢?他邀我去南京，我能回避吗?他不是一样可以采取措施扣我吗?他若决心扣我，迟早他是能办到的，如果因此畏首畏尾，我们以后简直无法和他共事了。怕危险是不行的，不怕危险也许能免掉危险，我们本着大公无私、无所畏惧的精神，亲自送他回南京，表露了我们的诚心，总比不送他，随便打发走好得多”。

三、西安事变后期错综复杂的国内环境是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一个重要原因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大有内战一触即发之势。事态的发展具有就此停止内战或者就此扩大内战两种前途，而焦点集中在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个问题上。早在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给亲日派汪精卫发电，汪精卫14日复电“遵即力疾启程”，并准备订票从欧洲回国，以便取蒋介石而代之。军政部长何应钦野心勃勃，欲以“讨伐”张、杨为名，以行反动倒蒋之实。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控制了南京政权，于16日下令讨伐张学良，调军队沿陇海线进攻华县，并派大队飞机轰炸华县、渭南，力图挑起新的内战，从中渔利。

面对亲日派的行动，张学良认为，继续把蒋介石扣在西安，这个人质会失去作用，送蒋回南京至少可以挫败亲日派讨伐西安的阴谋。事变发生后，西安城内的军民激于义愤，杀蒋之声甚高。由于特务的暗中活动，有人想采取非法手段放蒋介石回南京。75事变后国内复杂的形势，顿使西安成为全国的政治斗争中心，南京政府内讨伐派的大军压境，大战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张学良纵观时局，认为避免内战，挽救危局的惟一办法就是放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认为“只要抗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他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也不应再影响到主要目标。”

与此同时，参与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情绪波动，特别是设计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认为蒋介石是个自私狭隘之人，毫无信义，“如果没有具体保证，只凭空口说白话，就把蒋介石放走，万一将来他不认帐怎么办?”更有激烈分子杨言：“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人的事情。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把他干掉。”张学良听后“非常着急，害怕闹出大乱子来”。于是在12月24日召开的设计委员会议上说：“这是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天大的事，做错一点，我们担不起”。但是张学良的解释并没有打消大家的疑虑，他感到事态非常严重，怕夜长梦多。所以，在与杨虎城商议后，就立即把蒋介石放走，并亲自送往南京。

四、张学良自信手中有让蒋介石放回自己的筹码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个重大的原因就是张学良相信自己手中握有一张迫使蒋介石放回自己的王牌，这就是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政治联盟。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结成的“三位一体”军事联盟的存在是一股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它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一个大的威胁，它直接阻碍着蒋介石反动方针的推行。蒋介石西安之行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拆散“三位一体”的局面。相反，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三位一体”的力量更加团结和牢固。所以，张学良自信地说：“我并不是光杆一人，我一个人能搞双十二事变吗?我们有东北军的力量，有‘三位一体’的团结，还怕什么?只要大家好好团结，我想我几天以后就能还有，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十几名军政大员如陈诚、卫立煌等和几十架飞机及500名机组工作人员被张学良扣在西安。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时，这些人没有被放，仍然押在西安。他认为这可以作为交换条件使蒋介石放回自己。张学良说：“我们这里还押着南京市的几十位大员呐，他们能扣我吗!他们不让我回来，我们这里能让吗?怕什么!”

此外，张学良相信自己和委员长、宋氏兄妹私交很好，关系非同一般。再说，自己发动这次事变完全是出于公心，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所以，他送蒋介石回南京毫无危险。事实上，这只是张学良单方面的善良愿望。张学良一到南京就被软禁起来。毕竟，私交不能代替国家政治。在送蒋介石回南京一事上，张学良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

最后再补充两点：

一：当时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向共产国际的苏联报告了此事，斯大林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十分恼怒，要求中国方面不得伤害蒋，中共必须从中斡旋、和平解决事变。斯大林为何要如此生气？很明显，当时蒋公是中国唯一公认的领袖，只有他才有能力对抗日本、拖住日本，从而让苏联的远东地区不被日寇入侵。

二：据西安事变时随蒋公被一同扣押的陈诚将军回忆说，当时张在整理蒋公物品时，发现了一个皮包，张打开后，发现里面有大量文件和蒋公日记，里面详细的记述了关于国防建设及抗日的战略部署等，蒋公日记也表明了他要抗战到底的决心，张这时恍然大悟，发现自己草率的逼蒋抗日是完全错误的，因此，张怀着一颗愧疚的心送蒋返南京，以负荆请罪。到南京后，蒋公感念张的私人感情，没有将张处死、而是将他终生软禁起来，但在生活方面仍然是厚待之的。

张学良晚年仍心怀愧疚

90年代在美国采访张学良的记录片中，张学良曾说：“我没有脸回东北老家，发动西安事变我对不起蒋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