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祝福》开首的叙述语调基本上是平静的。“我”回到久别的故乡鲁镇,鲁四老爷的寒暄与牢骚,鲁镇繁忙的“祝福”准备,极具道学与理学色彩的四叔书房,诸如此类,没有呈现出任何特别的叙述波澜。
然而,就在这样的叙事语境里,小说突然冒出一句:“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从一般的阅读心理看,这样的语句不免给人一种突兀感。好好的,为什么急着要走呢?这就逼着我们回读前文,看看貌似平静的叙述语调下面是否隐藏着某些不平静。
于是我们又会注意这样一些细节:
1.他(鲁四老爷)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
2.(我与鲁四老爷)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
3.他们(本家和朋友)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
4.(祝福的仪式)年年如此,家家如此。
可以看出鲁镇一直没有变,而“我”以略带消极的语调强调这一点,恰恰暗示了“我”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与鲁镇之间构成了一种“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我”越是要走,越是表明跟鲁镇的隔膜与疏离。但这种隔膜与疏离所暗含的批判是不是仅仅指向保守而又停滞的鲁镇呢?
小说接着写道:“况且,一想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这是“我”决计要走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更为重要。祥林嫂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以启蒙知识分子的姿态回到故乡的“我”居然含糊而又狼狈地回答:“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在“我”所叙述的精神历程中,这无疑是一个极富意味的事件。
为论述条理起见,我们不妨先来关注如此遭遇之后“我”的心理反应:“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清燉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又是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如果说第一个“决计”只表明“我”的排拒心态,那么这一个“决计”已经充分暴露了“我”的焦虑感。从文本的叙述倾向看,这种焦虑感不仅来自“我”与鲁镇的观念冲突,更来自祥林嫂的问题给“我”造成的精神压力。也就是说,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我”并不能解决群众切身的精神问题,甚至只能落荒而逃,而这跟“我”的启蒙预设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反讽。于是,小说的批判锋芒在指向封建腐朽文化象征的鲁镇的同时,也极富意味地指向了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