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哭灵人的别样人生

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

虽然俗话说“一次生前尽孝，胜过万次扫墓”，但在一些人眼中，逝者离开人世间后，亲人给予足够多的祭奠活动，仿佛也算是一种“死后哀荣”。

在一些乡村一直存有这样的风俗，老人去世后，子女们会请来鼓乐班和哭灵人，大操大办一下，“给逝者最后的体面”，以示孝道。

长期在唐山、秦皇岛一带专职哭灵的竹姐（化名），已从业二十多年。

长期专职哭灵的经历，使她逐渐见惯生死，有着愈发豁达的个性。如今，虽因疫情等原因，自己不得不宅在家里，但回忆起自己这些年哭灵的经历，竹姐打开了话匣子。

哭灵，已被她视为终身职业。

最初说出采访意图，以为竹姐会忌讳甚至拒绝，没想到她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说起自己的这个特殊职业，显得特别坦荡，顷刻间淡化了这份职业笼罩着的神秘色彩，记者只觉得她从事的其实是一份“艺术工作”。

实际上，竹姐也把这当作一份艺术含量极高的工作：“哭灵是替别人表达对亡人的思念。”

18岁入行，曾被围观者白眼，“你是缺爹还是少妈呀？！”

谈及哭灵，竹姐非常坦然。她说：“虽然算不上高大上，但我挺自豪的，毕竟一不偷二不抢，咱凭本事挣钱。”

竹姐的这份自豪是由内而外的。回忆起18岁入行，她有些小得意：“我读书的时候是学校里的文艺积极分子。最开始入行，主要是跟着唢呐班子，给红白喜事唱歌，二十多岁才转为哭灵人。”谈及专事哭灵的初衷，竹姐的回答简单干脆：“为了生活。”

最初入行的顾虑主要来自家里，“当时家里不同意（我干这个），毕竟早先这都属于不入流的活计。”

后来村里的唢呐班子找到竹姐的父母做工作，“说都一个村的，可以照顾着、带着干，家里人才同意了。”至于为啥有唢呐班子找上门来，竹姐也不含蓄：“嗓子好呗。”

选择哭灵这行，竹姐也舍弃了许多，原本还在红事上唱歌表演，后来基本不参加红事，“怕（红事）人家膈应（不舒服）。”所以，竹姐的日常穿着也很注意，以素色为主，很少穿红色、粉红之类鲜亮的衣服。

二十来岁的大姑娘跟着唢呐班子唱悲歌、哭灵，引来围观的同时，也遭受了不少白眼。竹姐回忆：“有人在旁边喊，一个大姑娘家，搁这儿哭，给别人家喊爸喊妈，你是缺爹还是少妈啊？！”对此，竹姐淡然处之：“我一不偷二不抢，我凭本事挣钱。”

后来竹姐成了家也有了孩子。女儿上学时，曾有同学问她：“你妈是干这行（哭灵）的？”女儿听懂了同学的意思，直接回怼：“哭灵咋啦？我妈也是凭本事挣钱。”

哭一场半个小时，挣的都是辛苦钱，“最初一天三五十，现在一场挣三百”

一场哭灵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其实是特别辛苦的。

刚开始，竹姐出去唱一天只能挣三五十元，现在哭一场灵半小时，能挣到三百元。时间久了，竹姐的嗓子不再像最初唱歌时的“脆生生”了，她自己形容：“现在跟破锣似的。”但她并没有抱怨这份职业带来的后遗症，“说白了就是想多挣点钱，没别的想法。”

在丧事上唱悲歌能挣50块钱，再接着哭灵，一场丧事能挣双份钱。有了唱悲歌的功底，专职哭灵，竹姐适应得很快。“悲歌的词肯定是固定的，比如《哭七关》啥的，哭灵中间有道白，这个就可以靠自个儿发挥。”

说是自由发挥，也得实事求是。被主家请过去后，哭灵人会找家人打听逝者的情况。“比如多大岁数？因意外伤亡还是因病去世？家里头有啥情况？这一辈子有啥特殊经历？然后把这些运用到道白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竹姐有时一天能参加三四场哭灵，最多月入六七千。“有些人感觉我们干这行挺容易的，挣钱快，其实并不是旱涝保收的。像现在，因为疫情，基本没人请了，我们也不像那些有工作的，到退休时还有五险一金的保障，只能干一场挣一场。”

但她并没有轻看这份职业，“虽然说我主要目的是为了挣钱，但毕竟我们属于代替逝者的亲人表达孝心，他们不会用言语表达的那种感情由我们替他们表达出来。不都说人死以后得过七道鬼门关吗？我们干这工作也是为逝者们消灾免难。”说出这些话，竹姐甚至有些自豪。

有同行戴护膝，给眼睛抹风油精，被主家摁着头：“不能让钱白花了”

竹姐的活通常由各个相熟的唢呐班领队介绍，虽说乡里乡亲，不必给别人提成，但竹姐很懂规矩，会把收入分一部分给负责弹琴和音响的师傅，“不能让人家白伺候（配合）你，是不是？”

作为职业哭灵人，竹姐没有其他工作，哪怕在相对清闲的夏季，她也不敢去做别的工作。因为这个行当得随叫随到，“今儿叫你三四点钟到，你就得三四点钟到。明儿点你五六点钟开始，你这五六点钟就得开始。所以你干不了别的……”

哭灵的流程很有讲究，刚开始的“道白”，就是自报身份，“假如说逝者是老人，我就要说是人家的孙子孙女、儿子儿媳妇或者女儿啥的请来的。道白以后唱《过七关》，中间再穿插着一些道白，说一些老人对孩子们的恩情、疼爱之类的话，再阐述一下老人一辈子的经历，最后是给亡人上香，上完香再磕头，送他一路走好。”

哭灵的人都是真哭吗？面对这个问题，竹姐回答很干脆：“没人规定说你必须得哭出来，反正我是真有泪儿。也有哭灵不掉泪的，给人一种台上做戏的感觉。”

竹姐曾见过有同行自带护膝，“如果没带护膝，还现场找白布（戴孝用的布）裹腿上当护膝。”对这种做法，竹姐很是看不上眼：“我感觉那是对死者的不敬。你既然干这行了，你挣的是这行的钱，人家亲人都没裹白布戴护膝啥的，你戴什么护膝？！”也有哭灵人怕自己哭不出来，给眼睛抹清凉油、风油精，“特别伤眼睛，我从来不干这事。你为人家表达孝心，人家咋地你就咋地！我就想把亲属的心情表达出去，给人家感觉越真实越好。”

哭灵都是事后结账，也有同行遇到哭完灵后，被主家摁着头不让起来的。“主家就好像感觉，我花钱雇你了，我就高你一等。但你哭完，我觉得这钱花得冤，就拽着摁着你不让走。”遇到这种情况咋办，再接着哭？竹姐气愤道：“这种就是拿我们不当人看。遇到有脾气的哭灵人，人家甩袖不哭了，说不挣这钱了！还有的哭灵人觉得咱挣着人家的钱，就受点委屈吧，拖延点时间坚持下来。”

从业20多年早已见惯生死，“印象中有两场哭灵痛彻心扉”

虽然并不像有些网络上报道说哭灵人一年要磕上万个头那么夸张，但竹姐说哭灵的时候必须全程跪着。这么多年来，这也对身体或多或少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毕竟你在那儿哭，又伤眼睛又伤心脏，现在我偶尔睡觉的时候会心跳加速。”竹姐承认，自己每次哭得都特别投入，“我有时候一边哭一边做思想斗争，必须平复自个儿的情绪，想着自个儿身体挺重要的，虽然别人去世了，但自己还得活着啊。”那种在生与死轮回之间的徘徊和踯躅，让人莫名有种强烈的画面感。

采访中，竹姐回忆起了两次记忆深刻的哭灵。“我32岁那年，哭的一个亡者是位女性，正好也32岁，留下俩孩子走了，一个6岁一个3、4岁，被亲人抱着守在灵前哭，那个场景让我心里头特别不是滋味，心里可难受了。”第二次，是竹姐为一位同行哭灵。“刚开始做这行，就是一位老前辈带着我走场子，对方骑摩托车搭着我，风里来雨里去，一点时间都不敢耽误，特别遭罪。哭这个同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些往事，特别伤心，确实是动真感情了。”

正因为见惯了生死，生活中的竹姐越来越豁达：“看到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说没就没了，会特别感慨。”

从业者增多但敬业心不足，“这个行当，有一天没一天的”

如今，在当地，越来越多人开始从事哭灵，但竹姐却对这一行没什么信心了，她觉得哭灵这个行当是早晚会消失的。

“可能很多人觉得哭灵是件来钱挺快的事，所以干哭灵的人越来越多，这也导致价格涨不上去。向南边走，哭灵人相对较少的地方，哭一场，价格能到500元、800元。”但是，也有人只为钱，哭灵并不专业，对行业造成了消极影响。

“想做这一行，最起码你唱歌得不跑调，有板有眼，现场发挥必须会随机应变，而且得像一个演员那样投入真感情。我感觉有的人就不是这块料，既不会表达，唱得也不好，就想投机取巧，给唢呐班掌柜走点后门送点小礼。”竹姐特别看不上这类人，她认为，正是因为“浑水摸鱼”的多了，才使哭灵这个行业变得不纯粹了，也就会出现主家觉得钱白花了的情况。

为什么干哭灵的人多了，竹姐却对这一行越来越没信心。“第一，现在哭灵的人太杂。为了挣钱，各种投机取巧，让主家反感，觉得钱白花了；第二，原来请人来哭灵，在农村是件特别大的事，哪家丧事请个哭灵的来，围观的人里三层外三层。现在大家观念变了，哭不哭无所谓，也没啥人看了。没人看了，请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目前，竹姐所在的哭灵人圈子里，男女人数差不多。从业者年龄最大的60岁左右，最小的30来岁，更年轻的基本不会做这一行。当然，也有人想拜竹姐为师，传授哭灵技巧，但都被她一一婉拒。

死亡并不可怕,遗忘才是最终的告别。

正如一篇研究哭灵的论文中写道：如果在仪式中没有寄托深刻的情感和意义，那最终这种仪式只能面临消亡。

竹姐从没想过让自家孩子继承自己的衣钵，即使孩子并不排斥哭灵这一职业，她也只希望孩子能以学业为主，毕业后找个正经的工作。

“毕竟，哭灵不是特别正当的职业，有一天没一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