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现代文学是“五四”前后产生的,用现代的文学语言和形式表达现代中国思想情感心理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富有学术活力的学科。
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学史观念?
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
“没有谁是个独立的岛屿,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土,整体的一部分。大海如把一个土块冲走,欧洲就小了一块,就像海峡缺了一块,就像你朋友或你自己的田庄缺了一块一样。每个人的死都等于减去我的一部分。因为我是包括在人类之中。因此不必派人打听丧钟为谁而敲,它是为你敲的。”——约翰.多恩
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的现代性是一种充满历史性悖论的过程,这种历史性悖论实际上是历史的多元共生,反映出“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与对现代性的‘批判’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
中国现代文学的分合性,不仅是指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走的就是多源多流、交错嬗变的路,以后形成着多种传统(例如有的论者就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存在着左翼文学传统、坚守艺术本分的传统、现代主义都市文学传统、鸳蝴通俗文学传统等),也指不同政治文化空间(例如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中的文学既血脉相通,又各有流变,呈现出中国文学的生命整体形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学作为以情感性想象展示生命之美的艺术思维,不同于以逻辑推理揭示事物之真的科学思维,不同于以价值尺度追求人类之善的伦理思维,也不同于以偶像崇拜求得灵魂之安的宗教思维,文学正是从其自身的这一本质存在出发呈现出其生命整体感。
“天、地、人”的文学史意识
“天、地、人”观念具有的多层次性,最足以容纳中国现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呈现其生命的整体性,也能突破中国内地、台港澳地区社会历史转型和现实体制的差异而给文学史整合带来的难题。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上述“天、地、人”因素的互动过程,它们的相合,才成中华民族文学之大。
培养提升三个方面的能力:观察文学现象的能力,审美分析的能力,评论写作的能力。
第一节新文学的产生
梁启超等提供的多源多流的现代性思想资源。
*梁启超思想资源最重要的现代意义应始于其1898年创办《清议报》,该报宗旨围绕“增长”国人之“学识”,“激发国民之正气”展开。
*王国维 《人间词话》
一是他并未粘滞于“速强至胜”的社会心态。二是他看重民族文化的长远建设。三是他从质疑现代性的层面上展开了其建设思路。
*王国维是最早从“纯文学”的层面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的。
*“渐进”是王国维处理中西文化冲突的基本思路。
*在渐进思路的开展中,王国维始终看重“人心之灵的”“人文领域”。
*鲁迅1907年留学日本写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四篇文章和1908年写的《破恶声论》是他在晚清时期为日后“五四”新文学提供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晚清民初文化变革资源的提供所呈现的多源多流状态,表明民族文化的重建,是多极文明在现代性进程中发生的吸纳和抗拒、变迁和创造,是在世界性背景上提出的民族性需求,它由此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在悖反中的进程。
“三界革命”主张及其影响。
*1899年至1902年之间发生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都是由梁启超等倡导的。“诗界革命”的要求是“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文界革命”的“起点”则是“善以欧西文思入”本国文,“为文界别开一生面”。影响最大且有成效的是“小说界革命”,它本身包含了巨大的社会历史政治的内容。
*最自觉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是梁启超
他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又以“政治小说”的提倡为突破口,认为政治小说在欧洲各国变革之始“为功最高”.
*域外作品翻译的兴盛。
*《循环时报》《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报》等当时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职业撰稿人和自由办刊人。
*1910年,上海最大的出版企业之一的商务印书馆发布了由王蕴章制订的稿酬条例,这是中国期刊史上第一份规范化的稿酬条例。稿酬制度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变化。
*1915年创刊于上海的《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一开始就以“人权平等之说兴”和“科学之兴”作为“舟车之有两轮”来推动现代社会的进化,由此开始了张扬“民主”和“科学”旗帜的新文化运动。
就内部条件来说,新文学革命继承了明代以来人的觉醒的文化精神和尊个性、重言情的精神传统,是晚清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白话文运动的历史发展;就外源条件来说,引进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弘扬现代人文主义和批判精神,将文学活动与人文思想变革、人的解放紧紧联结在一起,建构起富有时代精神的价值标准。
*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是以语言变革作为突破口和核心的。
*《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提出的“三大主义”是以“平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去推翻包括“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在内的封建旧文学,其文学革命的目标更宏阔,凸现了文学的现代启蒙性。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的口号,进一步强化了他从语言突破促使新文学诞生的主张。
对于如何创造“国语的文学”胡适认为有三步,一是用白话;二是翻译西方的文学作为范本;三是创造。
*在“科学”、“民主”的影响下,“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叛逆精神,高扬“人的文学”的个性精神,反对“瞒、骗”文学传统的忧国忧民的悲剧精神,“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的开放精神等,构成了“五四”文学精神的诸多层面,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最具有民族现代性的。
*新文学革命带来文学观念、内容、语言载体、形式的革新与解放。在文学观念上,文以载道、文笔不分、游戏消遣的传统观念被破除了,借鉴于西方的严格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得到了确立。新文学的理论倡导者和实践者对专制社会思想文化体系的否定改变了文学仿古的风气,表现人生的求真求新精神得到发扬,文学从审美内容到语言形式大大接近生活和民众。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翟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12人。文学研究会宣称要“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认为“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创作“为人生”的文学。
*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7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主要成员郭沫若、郁达夫等,主要出版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有明显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色彩,非常强调文学是作家的自我表现,极力反对文艺的社会功用,认为于是应除祛一切功利,力求本身之完美,同时,他们又极力反对社会黑暗,创造社的主要创作方法是浪漫主义的,重在抒发个人感情,表现自己个性。如郭沫若的诗集《前茅》、郁达夫的《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等都以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鲜明的浪漫主义倾向而成为创作社的代表作品。
*新月社:1923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为一批留学英美的文化精英,有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陈源、胡适、余上沅等,出版《新月》月刊、《诗刊》季刊,出书近百种。新月派倡导新格律诗,主张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对中国戏曲的程式化、象征性特点加以肯定。
第二节早期新诗
*1920年3月,胡适的《尝试集》作为中国第一本新诗集出版。
*1919年10月,胡适作《论新诗》一文,纲领性地提出了“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的新诗主张。在《逼上梁山》中更明确地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
*胡适把这样两点看做新诗的重要因素:一是语言,一种现代口语的,而又“源自”西方语言体系的语言成为文学语言;二是思想,表达在西方观念影响下中国人苏醒的思想。
*《关不住了》对于新诗的意义就在于它以浅白清朗的口语表明了一种现代汉语诗歌话语体系有可能形成,而这种话语体系中隐含的思想方式和艺术方式都具有彻底的精神解放。
*沈尹默《三弦》
*俞平伯 《冬夜》(1922) 《凄然》
*元曲句法中化出错落节奏,把古典诗语中凄怆怀恋之思揉入新诗,形成着一种深远玄妙的新的节奏和氛围,显示出深秋寒山寺的寥廓荒凉所渗透的低回之意。古典诗语和现代口语的相互渗透、融合,开启出新诗一种极有前景的路径。
*新诗初期也有“歌谣化”的探索,反映出“五四文学”“平民化”的倾向。
(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
*郭沫若的“女神体”所代表的的那种浪漫主义诗风也是五四时期新诗流变中非常重要的一脉。 《女神》(1921)
* 小诗也是当时五四时期出现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文体。
*1922年6月,当小诗在诗坛流行后不久,周作人就发表了《论小诗》一文,奠定了小诗的美学规范。
*周作人将日本的短歌俳句视为“理想的小诗”,而对于日本小诗,周作人强调这么几点:
第一,强调“俳句的趣味”;
第二,揭示“这一派诗的重点在于有弹力的集中”;
第三,认为“诗的效用本来不在明说而在暗示,所以最重含蓄”,要在“语体的简易”的小诗中表现“诗思的深广”,“全凭着暗示的力量”。
*冰心的诗趣集中体现为她对童心、母爱、自然母题的建构,这种“爱的哲学”是冰心一生“心中要说的话”。
*宗白华 诗集《流云》(1923)《夜》《断句》
*1922年4月,汪静之、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四人合集《湖畔》出版,此前四人组成了“湖畔诗社”,被人称为“湖畔诗人”。
*汪静之《蕙的风》(1922) 《过伊家门外》
*早期新诗是早期新文学中发展形态最丰富最完全的一种文体,它呈现出在时代潮流、外来影响、传统渊源和创作个性的交汇中,新文学建立起自己的表意规范和体系的最初历程,反映出文学观念的根本性变化,也为其他新文学文体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借鉴,其革命性意义是重大的。
第三节“为人生”的小说创作
*1921年可以被视作“五四”新文学文学独立意识深化的一年,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大社团的成立,其自觉的文学追求和不同的艺术价值取向表明文学开始摆脱强烈的文化启蒙思潮的拘囿,而进入了对自身品格的追求。
*成立于1921年初的文学研究会倡导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的主张,被视为“五四”文学革命“为人生”艺术取向的凝聚和深化。发起人有沈雁冰、周作人、郑振铎、叶绍钧、王统照等12人,但其成员多达百人,包括朱自清、冰心、老舍、丰子恺、鲁彦等,所以其创作也非“为人生”所能概括。
*改革后的《小说月报》是其主要阵地(该会主要刊物还有《小说旬刊》),而《〈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就言称“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提倡“表现国民性之文艺”。
*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派”,其“为人生”也包含有表现人生、批评人生、改造人生的多层含义,是可以容纳较广阔的文学内容的。
文学研究会所受外来影响偏重于欧苏现实主义文学,其创作也多关注民众生活、群体生存,在“五四”新文学中占有某种主导地位。它派生出的“问题小说”和“乡土文学”两种小说创作的特征,很能说明其文学追求。1931年《小说月报》停刊,文学研究会的历史由此终结。
*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多方面地表明了“五四”文学革命后文学独立性的呈现。
*创造社:钟情于浪漫主义的感伤情调,在作品中注重张扬个人内心的感受。
*冰心是问题小说的开启者,而她寻找的“答案”是倾向于抽象的“爱”。
*《超人》等表明了冰心小说文体的特点:抒情白描、叙事有主观性,文笔细腻等。
*《分》《悟》
*王统照早期创作中的问题小说意识也是视“爱”“美”为疗救社会的良方,叙事格调上也具有童心和诗意。
《沉思》《微笑》
*王统照的小说从1925年起开始转向人生写实。
《银龙集》《五十元》《山雨》
*许地山 《命命鸟》
《缀网劳蛛》 小说在跌宕起伏的情节和从容舒缓的笔调间的艺术张力中表达着诸多宗教哲理。
*1934年写的《春桃》被视为许地山后期小说的代表作。
*许地山的小说有异域地域情调,有传奇色彩,但更有平民意识,有理想追求,其叙事也一向平易亲切,深入浅出。
*叶绍钧 是20年代出版短篇小说集最多的文学研究会成员。
*《隔膜》(1922)、《火灾》(1923)、《线下》(1925)、《城中》(1925)、《未厌集》(1928)等小说集中的许多作品都有着对底层社会的深入了解,这使得他的人生关注更为冷静、坚实。他写得最好的是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
*《潘先生在难中》《校长》《饭》 《城中》
*叶圣陶的短篇小说讲究章法,描写细密,笔调方正中求变化,讽刺含而不露,抒情盘屈蕴藉。(《孤独》《夜》)
*1935年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第一次提出“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并以此指称20年代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等地的青年作家,书写故乡风土人情,揭示乡镇生活的封建愚昧,寄寓自己乡愁的小说。这些作家的创作大多是写实的,可称为乡土写实小说。
*鲁迅的农村题材小说给乡土写实小说很大影响。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表现故乡农民物质、精神的双重贫困,关注他们的悲剧命运,从改造国民性的角度探索农民的出路问题;在民俗风习的描写中表达对故乡的眷恋和失落,在鲜明的地域特色中呈现出时代色彩;悲喜剧交融的美学风格,真切呈现了人物的精神苦难,也深切包含着作家的哀怜、批判。这些构成了此时乡土写实小说的主要特征。
*许钦文
小说集《故乡》《鼻涕阿二》
*许钦文小说叙事冷峻、悲凉,常以小说意境渗透出悲剧为主。(《石宕》)
*乡土写实小说中有成就的作家还有许杰、蹇先艾、黎锦明等。
乡土写实小说拓宽了“五四”新文学的表现领域,推动了文学和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结合,预示出文学的日后变化。
第四节:郭沫若、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的创作
一、创造社
1.概念: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1921年,由 郭沫若 、郁达夫 、成仿吾等发起成立。
2.出版刊物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
3.主张: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的要求。
4.作品侧重点:作品大都侧着自我表现,带浓厚抒情色彩,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往往成为他们表达内心矛盾和对现实反抗情绪的主要形式。
二、郭沫若
1.人物介绍及特点:
(1)《女神》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
(2)视野开阔,具有广博的情怀。
(3)将象征纳入浪漫主义的总体框架中。
2.代表作品:《女神》(“五四”新诗真正的奠基之作);《凤凰涅槃》;《天狗》;《地球,我的母亲》;《夕暮》;《晨安》;《漂流三部曲》(小说);《残春》;《三个叛逆的女性》(剧作集)。
3.代表作品分析:
(1)《女神》:
①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它最突出的成就是创造了一个体现新的时代精神的自我抒情形象。
②“泛神论”的诗化是《女神》中抒情主人公形象最重要的内涵。,其抒情主人公成为“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华民族的自我形象,既是一切偶像的破坏者,又是一个“创世纪”般的创造者。
(2)《天狗》:以超验形象,准确充分地表达了“五四”青年的心理情绪,由此也留下了深刻的“五四”时期焦躁凌厉的社会心理。
(3)《凤凰涅槃》:
①序曲→表沉郁;
②凤歌→表愤懑;
③凰歌→表凄婉;
④凤凰更生歌→表激昂。
总:①+②+③+④→情绪的自然消长构成全诗的节奏控制。
4.总结:
(1)《女神》 以浪漫主义为主调,象征是其精义,理想主义是其浪漫主义的精髓。那火山般的激情、华丽的语言、极速的旋律、大胆的夸张,烘托、渲染了诗歌的浪漫激情。《女神》表现了新时代那种冲破一切丑恶事件、推到一切腐朽势力的力量,在浪漫的天空创造了空前的自我抒情形象。
(2)《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奇异的想象,他以宇宙为背景,想象自己站在地球边上放号。
(3)《凤凰涅槃》以神话为依托,将自己比作涅槃的凤凰,表现出令人神往的更生景象。
(4)《天狗》把自己想象成气吞宇宙万象的天狗,以神化自我本质。
三、郁达夫
1.人物介绍:
(1)郁达夫将“性欲与死”视为“人生的两大根本问题”,视“爱欲之情”为最强而有力,直接摇动我们的内部生命的情感,视“性的本能”为对我们的生命最危险而同时又最重要的本能,他以敏锐独到的性心理感觉、大胆而真诚的历史批判意识、充满青春灵气的笔调描绘“五四”时期性的苦闷,由此呈现民族心理承受的现实和传统重压。这对于中国小说来说,无论如何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它甚至可以构成中国现代小说在诞生初期跟劳伦斯小说所代表的西方文学的有力对话。
(2)郁达夫体:郁达夫小说是以强烈的主观抒情和心灵剖露提供了心理模式的抒情小说文体。
2.代表作品:《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小说集《沉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集)[包括《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三个中短篇小说];
《茫茫夜》《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茑萝行》《迟桂花》《一个人在途上》《寒灰集》《日记九种》《毁家诗纪》《寄王映霞》。
3.代表作品分析:
(1)《沉沦》:独白式的抒情话语,《沉沦》的叙事中足见作者自我的袒露,而作者又能抽身而出,清醒于自己要写的是一个民族的性意识的艰难觉醒及其意义。作品凸显主人公青春期的冲动足以冲破一切传统道德的囚笼,但这种觉醒却在环境的重压下被扭曲为孤独空虚中自淫的阴暗。小说所写“弱国子民”身份的拖累,“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的生活体验,主人公对友情、爱情的渴求都受到轻侮的遭际,都代表着环境的重压。当《沉沦》以主人公的叙事写出“生的意志与现实之冲突”这一青年的现代的苦闷,郁达夫也就艺术地写出升华的色情。
(2)《迟桂花》:小说的回旋性,清隽、幽婉的叙事风格,意境化描写。
(3)《茑萝行》:“五四”青年中一类失败者形象。“我是一个零余者”的愤怒,既反映了社会的不公,也揭示了“五四”知识分子自我的失落,因为郁达夫所写“零余者”无论在物质生存层面还是在精神追求层面,都体现着“一无用处”的状况,在跟现实紧张对峙中表现出心灵的失衡。
(4)《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从性苦闷到生苦闷的转折。
4.综合
(1)题材和内容来说,郁达夫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自叙传特色,直接取才材自己的人生。
(2)郁达夫是现代小说欲望叙事的先锋,这也是他常常为人所诟病的原因。
(3)郁达夫开创了现代抒情小说。自我的抒情、感伤的情调、小说结构散文化。
(4)郁达夫的小说文笔流丽、清新,浸透着浓郁的感情色彩,富有节奏。
四、其他
创造社作家中,倪贻德小说营造的幽美意境和塑造的落魄青年艺术家形象,陶晶荪小说的唯美色彩和音乐因素对小说的渗透,叶灵凤小说的浪漫传奇性等,在当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五节:李金发和象征诗派
一、象征诗派
1.含义:1925年李金发的《微雨》出版,标志着象征诗派的诞生。其它象征派诗人有创造社的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前期新月派诗人于赓虞、邵洵美以及蓬子、石民等。(他们或直接吸取法国象征诗派艺术手法,或接受李---诗风影响而从事创作) 象征诗派没有统一的社团组织,也没有共同刊物作为阵地,而是以艺术审美观点的近似,共同汇成一股象征派诗歌的创作潮流。
2.象征诗派的艺术特点
(1)首先,是打破常规逻辑,省略一般的联想过程,以跳跃的思绪引发读者去展开想象。
(2)其次,是新奇的比喻和充满暗示的意象。诗人不仅对弃妇的愁苦和绝望的具体比喻很特别,而且用弃妇来整体喻示诗人自身的命运也是新颖奇妙的。诗中对社会的冷酷、人世的炎凉、命运的乖舛。并没有明确的揭示,而是由飘忽朦胧的意象暗示出来的。
(3)第三,是通感手法的运用。"烦闷化为灰烬"、"衰老的裙裾发出衷吟"、"战栗子无数游牧"、"黑夜与蚊虫联步",这些不协调、不相关的搭配,造成一种感官的交错互通,能使人产生多方位的立体感受。
(4)第四,是用象征性的意象来凸现诗人内心潜藏的主观意识。整首《弃妇》不仅用弃妇的形象来象征人生命运,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象征着诗人对人世、痛苦和绝望的复杂理解。这种表象与潜在意象的距离,既能造成诗的意境深邃,也会给诗带来晦涩和费解。
3.象征诗派的基本观点
①他们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痛苦的,人们内心的“另一个世界”才是美的。
②诗歌应表现自我的“内心梦幻”而不是再现现实。
③用象征来沟通两个世界: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是互相感应契合的,可以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微妙的内心世界。
④崇尚朦胧晦涩:“诗是必须有谜。”马拉美“诗写出来原是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想,这就是暗示,即梦幻。”
二、李金发
1.
(1)李金发的诗有着绘画、音乐和情思的融合,即用“音”、“色”的感觉来表达对世界、存在的深层思索。
(2)李金发的诗是向新诗创作新的领域的一种拓展,对加强“纯诗”的气氛是有其价值的。
2.代表作品:《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风》《雨》《有感》《弃妇》《心游》《里昂车中》
3.作品具体分析:略
三、其他
1.冯乃超的《红纱灯》歌咏颓废,阴影与梦幻,朦胧地照出了“现实的哀怨”“伤痛的心瘁”。
2.戴望舒的《雨巷》、《我的记忆》
3.王独清的诗集《威尼市》《圣母像前》《死后》,穆木天的诗集《旅心》,冯乃超的诗集《红纱灯》等都可视作象征诗派的成果。
4.周作人最早提出“象征”即“兴”“说”。
闻一多、徐志摩、新月诗派
新月诗派来源:1923年成立于北京的新月社是“五四”后一个倾向复杂而极具绅士文化风格的团体,主要成员包括胡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等。1926年4月,《晨报》副刊《诗镌》创刊,标志着新月诗派的形成。
主张:
诗人应依据自己的审美理想,对自然形态的情感进行选择、修饰、与规范,使其艺术化。
他们努力使新诗由初期白话诗以来的散文化、自由化向规范化转变。主张理性节制情感。闻一多《死水》《心跳》《口供》 徐志摩《大帅》《一条金色的光痕》等
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是新月诗派新格律诗的基本主张,闻一多《诗的格律》
在理论建构的同时,他们进行了认真的创作实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新格律诗,大都收入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
新月诗派在艺术上深受英美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影响。他们吸收中国古典诗歌的格律艺术,使中西诗艺相融合,创造出新的诗体。
新月诗派纠正了自由诗过于散漫而流于平淡、肤浅的弊端,为新诗发展探索出了一条路径
新月诗派特点:在风格整体上显得通达、典雅,表现人生现象有其涵容之胸怀,表达生命感悟有其洒脱之理解,意象多淡雅清逸,诗境多典雅华贵,思想多轻灵潇洒,它“在旧诗与新诗之间,建立了一架不可少的桥梁。”
闻一多:《红烛》《死水》《奇迹》
闻一多诗作古典性和浪漫性有着独特的统一。他有着东方主义的文化观,他的爱国情怀也常常表现为对东方文化的挚爱。闻一多曾经说过:“东方底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
新月诗派“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相辅相成,闻一多的诗则把这两者和谐结合在一起。
闻一多主张作诗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跳得痛快,跳得好”(闻一多:《诗的格律》),他的诗便实践了他自己的新格律主张。
徐志摩:
诗集—《徐志摩的诗》《冷翡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诗歌—《婴儿》《我有一个恋爱》、《雪花的快乐》《再别康桥》
作为新月派重要诗人,徐志摩的诗歌主张与闻一多有相近相通之处。也是出于“节制情感”的追求,徐志摩的诗也常采用象征手法,而他更追求主客体内在神韵及外在形态的契合,象征含义中更多地有着诗人的独特个性。
在“五四”诗歌的语言追求中,徐志摩的诗常有语言的古典意蕴、口语的生活气息和西洋语言的资源的某种结合,表达出对“原动诗意”的追求。
徐志摩的诗对语言的美有着特殊的情感,音节音韵都被他自如地构成跟诗的内在精神相适应的诗的节奏,美的内容和美的形式也由此得到统一。
朱湘:《落日》、《热情》、《采莲曲》、《催妆曲》、《摇篮歌》
朱湘诗作的淡雅平静呈现出新月诗派“节制情感”的艺术原则。
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
他的诗往往是传统、地域、民间资源的融合,反映出“五四”诗歌的另一种风貌。
周作人、朱自清和现代散文的产生
周作人:
启蒙体、闲谈体、独语体
“随感录”应时而作,对现实有着敏锐及时的反应,又短小精悍,适于报刊刊发,成为当时社会反响最大的一种文体。
“美文”“言志小品“
1923年9月,周作人第一本散文集《自己的园地》出版,之后又出版了《雨天的书》等散文集。他的散文理论及创作实践使他成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散文家
周作人散文有“浮躁凌厉”和“冲淡平和”两体。—《死法》
“隐士” :
他的隐士性主要表现在人生观和艺术观上,分三点就是精神的层次、现实的层次、文学的层次。
《药味集》、《药堂杂文》、《苦口甘口》、《苦竹杂记》、《苦茶随笔》
东方趣味观 《喝茶》
周作人散文看重雅趣,将自然、大方的风度,明净的感情和清澈的智理调和在一起。而这种雅趣,也往往化俗为雅。《上坟船》
周作人散文有趣味性,也有知识性。 《苍蝇》
周作人倡导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随意、敞开、互相尊重的,所以他散文的叙谈风格是平易亲切、舒徐自如的,并且开启了现代散文中的娓谈体式,这种跟读者有如“和好友任心闲话”的散文风参与了“五四”时期对文以载道传统的瓦解,也给后世散文以重大影响,而周作人散文的闲适、意趣,也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无奈境遇。《野草的俗名》
朱自清:
揭露现实黑暗、伸张社会正义的散文:《执政府大屠杀记》《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
写景抒情散文:《荷塘月色》《匆匆》《绿》《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在回忆中写人的散文:《背影》《悼亡妇》《冬天》
现代文论和古典文学研究:《经典常谈》《新诗杂话》《论雅俗共赏》
冰心:
她创作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散文,《往事》《寄小读者》《山中记事》等系列散文当时都风靡一时。
“冰心体”
《山中杂记之七——说几句爱海的孩气的话》
现代话剧的产生
定义:20世纪初的戏曲改良运动中,传奇杂剧、京剧和地方戏在题材和表现形式上都表现出努力接近现实的倾向,但都未能解决原有的戏曲表演体制、程式与表现时代现实的矛盾。这时,西方话剧的传入,为中国戏剧的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上海等地教会学生开始采用话剧形式,把中国的历史故事和时事编成剧本用汉语演出。1906年,李叔同等在日留学生组成春柳社,创作、演出被称为“新剧”(亦称“文明戏”)的现代话剧。
1919年发表的胡适的剧本《终身大事》被视为“社会问题剧”的第一个剧本。
欧阳予倩 《泼妇》、《潘金莲》、《回家以后》、《忠王李秀成》
丁西林《一只马蜂》、《压迫》、《酒后》
所谓的轻喜剧,可视为非以“惩恶扬善”的伦理目光,而“以喜剧家的直觉,发掘日常生活中的喜剧因素”,追求“含有欺骗、伪装、戏仿内核”的喜剧趣味。
洪深:中国第一个有人物对白的剧本:《卖梨人》
西洋现代话剧在中国舞台上的第一次实践:《少奶奶的扇子》
借鉴了奥尼尔名剧《琼斯皇》的表现主义手法:《赵阎王》
“农村三部曲”《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满族旗人
老舍小说的世界性和乡土性
康拉德
老舍称康拉德为“近代最伟大的境界与人格的创造者”。
《二马》
在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相遇的过程中探索现代文明的病源,所揭示的是世界性的病态和危机。
暗示出老舍对人类精神病态和西方民主制度的失望。
《想北平》
北京作为三皇六都,文化中有着一种深入骨髓的保守自傲。
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老舍始终从“城与人”关系的角度来塑造“市民世界”的人物形象,并由此探讨“文化”对人性、人伦的影响
旧派市民形象《离婚》
北平文化的固守秩序、自足自大、柔弱庸常,都在张大哥身上得到了深刻反省。而小说围绕“离婚”展开的种种日常纷争,则反映了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机。
《四世同堂》
作为一部战时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坚持了老舍的文化批判立场,只是以往老舍小说中对北平文化所蕴含的高雅、精致的美的不由自主的欣赏、陶醉,以至因这种美的丧失、毁灭悠然而生的感伤、悲哀,以及若有所失的怅惘消淡多了,而代之以明朗刚健的乐观,传统道德中的坚毅刚强、无私忘我、守己节操等品质在小说人物身上得到了开掘。
新派市民 《月牙儿》
这里反映出老舍对西方个性主义思潮一种深刻思考,在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故事中表现了市民社会在资本主义化过程中的文化变异,以城市贫民的生活苦难质疑、批判了西方个性解放思想的现实局限性。
贫民 《骆驼祥子》
小说通过人力车夫祥子“被环境锁住不得不堕落”的命运,来揭示城市贫民阶层精神毁灭的悲剧,并探寻人类文明堕落的病源。这使得《骆驼祥子》对祥子等下层贫民个人奋斗、苟且忍让、自欺欺人等性格弱点的批判被置于了探寻人类文明堕落的病源这样一个更开阔的背景上。把人物形象的生动性跟文化讽喻的深刻性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老舍小说的鲜明个性。
例子:虎妞
虎妞鲜明的个性和市民文化的复杂性交汇融合,也表明了老舍小说叙事文化视角的深入。
老舍的幽默
老舍的幽默资源丰富,有满族旗人文化悠闲、找乐的心态,有在政治威慑下皇城文化领略历史讽刺性的智慧,有狄更斯小说夸张的讽刺……而将这些融合在一起的是老舍的平民立场和智者心态。
老舍小说的语言
老舍小说表明了中国新文学的语言所达到的高度。
梁实秋曾谈到老舍小说“不寻常”的成就就是“从头到尾成本大套的使用土话”,“以土话写小说,不只是白话文学了”。
老舍小说的土话就是北京口语。
例子:《骆驼祥子》
所用都是常用字,组成的语词、句式,表现出的语气、神韵都有着地道的京味和浓郁的市民生活气息。俗白和精致、平易和文雅、自然和蕴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老舍的语言。
文学地位: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老舍大大拓展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领域,也丰富了“五四”文学改造国民性的主题。他提供的市民世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跟世界对话的一种象征,他的创作构成了30年代长篇小说艺术的一个高峰,也是“京味”小说的源头,老舍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现代小说在民族化和个性化的追求中有了重大突破。
京派和京派作家创作
“京海之争”中的“京派”“海派”,主要是指当时文坛两种不同的文学风气、创作态度,并非两种不同的文学派别。“京派”作为文学派别正式形成是在“京海之争”之后,而“海派”的文学派别意义此时也远未落实。但“京海之争”凸显了两种不同的文学风气,刺激了作为两大文学派别的“京派”和“海派”的产生和发展。
作为文学派别的京派大致是指30年代活跃于北平地区的自由主义作家群,它没有社团的依托,而是以《骆驼草》(1930)、《大公报.文艺副刊》(1933)、《水星》(1934)、《文学杂志》(1937)等刊物延续着其文学追求,主要成员有朱光潜、沈从文、萧乾、林徽因、李健吾等,周作人对该派的影响很大。当时北平相对淡化的政治氛围聚合起这批政治态度温和、审美趣味趋于传统的作家,并由此确立了30年代自由主义文学与左翼文学的分野格局。
“京派”“海派”之争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乡土文明同都市文明的冲突。京派生存于北京这样一个倾向于传统的城市之中,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京派创作热衷于传统文化和平民世界的发现,但并非狭隘地拒斥西方文化,而是以传统文化的底蕴去反思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同时又以自由主义姿态反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以纯正的文学趣味对抗文学商品化。京派强调审美情感上的诚实、从容、宽厚,情感表达上个性化的内敛、节制,文体上的主观性、抒情性,并一直注重民族心理、品格的探求和塑造。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湖北黄梅人)
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等被视为乡土抒情小说的代表。
乡土抒情小说侧重写乡村人物的气质、心境、情感,有着渗透乡恋情怀的抒情诗式的境界和笔致,而废名的小说并不囿于此,他的小说有着独特的哲思追求。
《桥》小说上部写古朴乡风和浪漫诗情交织中的“旧式”缔婚:程小林放学郊游,相遇史琴子,以金银花相送;史奶奶按乡间古风,派长工三哑叔,送去小牛嫩桃,以示定亲。
隐逸的气氛、纯美的情感中时时呈现富有禅趣禅意的图景。
《桥》的下篇,废名更是经常现身于小说中讲述禅意,如第4章《荷叶》里的“这个手工,一把扇子,在空间占的位置,咫尺之间而已,但给一个人一捏就好像捏一个宇宙”等,但过于直白的讲述削弱了小说韵味,也陷入了“寻找”禅意的“烦恼障”中。
废名小说受古典诗文影响,有着一种空灵而朴讷的艺术风格。他善于将古典诗词化为日常生活意境,叙事行文上也借鉴古诗词跳跃、省略的手法,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化用诗词意境让其小说获得了行文之美,“禅意”的若隐若现又让小说充满了“哲思”气氛。文章之美使“禅意”不至于艰涩,“禅意”又使文章之美不泛于表面。《桥》是废名这种艺术风格最具标志意义的作品。
废名还于1932年和1947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坐飞机后》,前者借描写莫须有先生的种种琐事,以顿悟后的姿态来游戏人生,在大俗中展现禅意理趣;后者则更像一部小说化的哲学作品,包括着废名在《阿赖耶识论》中表达的觉世之道。这两部作品是废名提供给中国现代小说的独特的观念小说。
萧乾
小说集《篱下集》《栗子》中的作品多以“城中”的“乡下人”身份,从儿童视角展开着“城”“乡”两个世界的描写。
《篱下》《花子与老黄》《皈依》长篇《梦之谷》
林徽因《钟绿》《文珍》《九十九度中》
朱光潜(京派重要的文艺理论家)
《文艺心理学》《诗论》《西方美学史》
30年代出版的《谈美》一书探讨艺术的创造、欣赏以及和人生的关系
他的《诗论》(1942)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从诗歌美学角度探讨诗的形式、诗的本质、诗的创作欣赏的专著。
芦焚:《谷》、《大公报》
萧红:《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牛车上》、《旷野的呼唤》。
其《生死场》与叶紫《丰收》、萧军《八月的乡村》一起作为“奴隶丛书”出版。
京派大师沈从文(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
沈从文与张兆和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城乡相遇而对峙
《三三》
“城里天生是为城里人而预备的,我们自然有我们的碾坊,不会离开”。
《夫妇》
“乡下人与城市中人一样无味。”
《都市一妇人》
“‘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沈从文《长河·题记》
湘西和都市的生命存在对照:
乡土哲学:人类本于自然、归于自然的生命存在;
批判性:在使湘西世界成为乡土地域文化的精神结晶的同时,也展开了批判现代中国文化/都市文化的新的意义视野。
城乡道德对峙
《柏子》《八骏图》
寺宦性
“憎恶这种近于被阉割过的寺宦观念,应当是每个有血性的青年人的感觉。” ——沈从文《八骏图﹒题记》
《自杀》 ( 1935 )《主妇》(1936)
“人生的理想,是感情的节制恰到好处,还是情感的放肆无边无涯?”
《萧萧》
“街上人多如蛆,杂声喧闹。尤以带女性的男子话语到处可闻,很觉得古怪。心想: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剧。雄身而雌声的人特别多,不祥之至。”
沈从文湘西乡村小说展现了湘西乡民自由、自在、自立的生命世界,其中一些小说更闪耀着体现健康、虔诚、美丽人性的神性之光。
《媚金·豹子·与那羊 》
《龙朱》
《媚金·豹子·与那羊 》 、《龙朱》这些小说将湘西乡土性和民族神话性融合在一起,表现出对人性和神性的统一的追求
“用形式表现意象。” ——《生命》
《看虹摘星录》 “形式”小说
《看虹摘星录》是沈从文从诗化小说(以“诗”的因素加浓小说的抒情性 )向诗性小说(以诗的“形式”直接构成小说内核,并衍生成小说血肉 )的一种过渡。
《看虹录》
“一个人二十四点钟内生命的一种形式” ——“题记”
《摘星录》
“某些人生命发展一种形式,且即生命最庄严一部分。”
——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
沈从文有文体作家之称。
话本体、寓言体、传奇体、自述体、游历体、故事体、民间传记体、变文体等,都得到了匠心独具的运用。
正是出于文体的自由,沈从文小说叙事的多样化中,散文化成为最明显的特点。
沈从文小说叙事结构的变化,往往包含着他对整个人生、时代的根本性思考,这种思考在小说叙事的“急剧转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灯》 、《边城》
《灯》和《边城》这种结构上的休止符反映出沈从文小说的另类现代性:他在对自身追求的质疑中表现出对“民族品性的失去与重建”的深入思考。
沈从文的语言流动、明澈、多彩,比起“五四”语言来,沈从文融汇多种语言资源(湘西口语、“五四”白话文、文言文、经文等)的努力尤为可贵。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汪曾祺《又读﹒〈边城〉》
沈从文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是非常有贡献的,他以自然人性、化外风俗和诗化笔墨为玲珑剔透的支柱,擎起“京派”小说的顶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