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历史岂能变“戏法”

历史岂能变“戏法”

一、从“全部牺牲”说起

我在2010年第2期《名人传记》上读到《汤恩伯与蒋介石的恩恩怨怨》一文，内称1949年10月24日（应为25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千余人登陆金门之后，“全军官兵全部牺牲。国民党方面指挥金门战役的主管正是汤恩伯。”

恰巧当时我刚从台湾金门归来，我趁在台湾度假一个月，去金门住了四天。我在金门详细参观了古宁头战史馆，并骑自行车访问了当年的古宁头战场。1949年10月的金门战役，台湾方面称之为古宁头战役。战役前期国民党军队指挥官是汤恩伯，后期是胡琏。据国民党方面统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三批登陆金门，总人数为9086人（其中船工约350人），并没有“全部牺牲”。在古宁头战役中，解放军被俘总数为5175人，阵亡3873人，还有50多人失踪。我在金门的古宁头战史馆看到成批的解放军俘虏高举双手投降的照片及巨幅油画。最后一个被俘的是解放军253团团长徐博，他躲在金门主峰太武山北侧山洞中，直到1950年1月因在夜晚偷吃附近田地中的红薯而被捕。

叶永烈先生

这些俘虏被押往台中干城营房和东海岸绿岛的“新生营”实施“新生训练”，其中包括244团团长邢永生、参谋长朱斐然，251团团长刘天祥、政委田志春、参谋长王剑秋，244团政治处主任孙树亮、251团副团长马绍堂等。经过“教育改造”之后，有900多人（年龄较大、受过伤以及表示坚决不肯留台湾的）于1950年5、7、9、12月分四批被载上渔船遣返大陆。这些人在南京、杭州和福州接受审查之后，大都被开除党籍、团籍和军籍，回乡务农，也有的被判刑。1983年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对金门被俘人员进行复查处理。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党籍、团籍和军籍，改为复员军人，补发了复员费。

大部分战俘留在了台湾，其中年轻的被补入国民党军队，也有的安置到台湾各地工作。如原244团的医务人员赵宝厚，被俘后编入国民党部队，在台湾上了军校，成了军医，退伍后在台湾开牙科诊所，1988年带着台湾的妻女回山东泰安探亲。他们西装革履出现在那些在大陆回乡务农的昔日战友面前，双方都不胜感叹！

金门战役大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连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巨大胜利之后，产生轻敌与急躁情绪所致。从此蒋介石残部在台、澎、金、马站稳脚跟，海峡两岸的对峙之势开始形成。

历史毕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当战场的硝烟渐渐散去，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会慢慢显现。

我查阅文献，发现所谓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千余人登陆金门之后“全部牺牲”，源于1949年10月28日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鸣致第十兵团叶飞、陈庆先的电报。毛泽东在1949年10月29日的《军委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中，引述了粟裕等电报内容，称“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并指出“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

当时，由于战场情况不明，同时也为了稳定军心，称登岛部队“全部壮烈牺牲”，情有可原。但是在1987年把《军委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时，对登岛部队“全部壮烈牺牲”不加注释说明事实真相，已属不应该。至于到了2010年仍在鼓吹“全军官兵全部牺牲”，则是在撒谎——因为作者也知道并没有“全部牺牲”，而是为了与1949年10月29日的通报保持“口径一致”。

至于国民党军队的伤亡人数，大陆方面称国民党军队死伤9000多人，国民党方面则称阵亡1267人，伤1982人，共3249人。不过，金门在1953年建立的金门地区国民党军队阵亡将士公墓，安葬了4500具遗体。这些战死者还包括在大担、二担以及南日岛战死的国民党军队将士，而大担、二担以及南日岛的战斗规模远比金门之战小，可见国民党方面公布的在古宁头战役中“阵亡1267人”，这数字是明显缩小了的，正确的数字应是“阵亡3500人”。

二、护送陈云出川，一人还是两人？

历史不仅不容任意打扮，而且不能变“戏法”。

1995年4月10日，陈云以九十高龄去世。陈云病逝不到一个月，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陈云全传》一书。又过了一个月，《陈云全传》台湾版由台湾周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最近，我对《陈云全传》一书进行全面修订，其中涉及的席懋昭问题，发人深省。

我第一次听说席懋昭的名字，是1991年7月9日在北京采访陈云秘书朱佳木。他告诉我，陈云在长征途中奉命离开红军，前往上海，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的。朱佳木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整理陈云的文件时，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席懋昭在自传中写及护送陈云出川。席懋昭在四川天全县当过灵关小学校长。

那是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改变了中共最高领导，也改变了中共的政治路线。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按照组织纪律，必须向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汇报。原本中共中央是通过电台与中共上海局联系再通过上海局与共产国际电报联系，由于中央红军长征时唯一的一部100瓦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毁，而中共上海局又迭遭破坏，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卢福坦、李竹声先后被捕、叛变，所以中共中央决定派出陈云、潘汉年秘密前往上海，恢复上海党组织并从上海转赴莫斯科。

席懋昭于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夹金山。就在红军的中央纵队即将从天全县灵关启程赶往夹金山时，席懋昭接到中央纵队红军两名指挥员交给的重要任务，护送陈云从灵关前往重庆，让陈云能够从重庆乘船前往上海。席懋昭历尽艰辛，冒着极大的风险，完成了这一重要任务。

后来，席懋昭于1937年9月从四川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而陈云在苏联工作之后来到新疆，于1937年11月29日乘飞机从迪化（即乌鲁木齐）回到延安，与席懋昭在延安相聚。席懋昭把一份自传交给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席懋昭离开延安时向陈云告别，陈云拿出一双呢子拉链棉鞋和一听罐头送给席懋昭，这在物资匮乏的延安是很珍贵的礼品了。

席懋昭从延安返回四川，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8年3月18日席在雅安被特务逮捕，并被送往重庆“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特务于1949年11月27日对“渣滓洞”进行大屠杀，37岁的席懋昭与众多战友当场牺牲。

然而在重庆解放之后，1950年1月重庆“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在审查时，听信脱险难友所说的“席懋昭在狱中所说的参加过长征及西康组织，是假的”、“表现不好”之类，就认为席懋昭不够烈士资格，对他“不列名”。就这样，席懋昭差一点被埋没。

1983年，由于席懋昭的家乡四川省仪陇县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内中提及曾经护送陈云出川，便找陈云核实。当时，陈云已记不得席懋昭这名字，但记得护送他的人是灵关小学校长，而且那人的妻子是灵关小学教导主任（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看了席懋昭的照片以及自传中提及担任灵关小学校长，妻子也在该校，确定席懋昭就是当年护送他的人。陈云亲笔为席懋昭写了证明。由于安全护送陈云出川，1984年5月席懋昭被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记大功一次，终于从“不列名”成为革命烈士。

倘无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的关注和亲笔书写证明，席懋昭也许永远“不列名”。

在仔细考证席懋昭护送陈云出川的事迹的过程中，又发现另一个被历史埋没的人——陈梁。原来，护送陈云出川并非席懋昭一人，还有陈梁。陈梁是四川冕宁县的中共地下党员，随红军长征而来到天全县。其实陈梁与席懋昭一样尽力为陈云“保驾护航”，但由于后来他成了叛徒，在历史上就被抹去了。护送陈云出川，也就像变戏法似的从两人“变”成一人。

陈梁被重新提起，是因为当时的中共冕宁县工委书记陈野苹。陈野苹后来成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说起陈云出川，陈野苹提到了陈梁。陈野苹说，“送陈云去成都的两个人中有一人是冕宁沙坝人，叫陈梁，这个人我认识。他当时是冕宁沙坝党支部负责人。”经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野苹这么一说，于是护送陈云出川又从一人“变”成两人。

其实，陈梁叛变是在后来。我在写《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诞生纪实》时就强调，不能“以后来论当初”。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周佛海后来沦为汉奸，但在1921年时是共产主义者。人毕竟是在不断变化的，不能以他们的后来就认定他们作为中共一大代表时“动机不纯”，就要把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所作的贡献抹杀。倘若陈梁在护送陈云出川时就是叛徒，陈云怎么可能从天全县长途跋涉安全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踏上驶往上海的轮船？

另一例把两人“变”成一人的事，是我在写作关于遵义会议的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一书时发现的。

在长征之初，红军选定湘粤边界作为突围之处，是因为事先曾派出密使与驻守那一带的粤军陈济棠谈判。陈济棠与蒋介石有矛盾，他答应给红军“借道”。

红军密使是周恩来派出的何长工。我查阅何长工所写的回忆录《同陈济棠部队谈判前后》，内中写及：“我遵照副主席的指示，穿着西装，戴上草帽和墨镜，坐着四人抬的大轿，带了一个骑兵连，前往谈判……”何长工的回忆录，只写他自己如何与陈济棠谈判。

然而，笔者查阅1934年10月5日朱德签署的给陈济棠所属第三军第七师师长黄延桢的信，却写及特派潘健行、何长工为代表前来协商一切。潘健行何人？潘汉年也！明明是两顶大轿前往陈济棠部队，何长工回忆往事时，为什么避而不提“潘健行”？这倒不是何长工欲抹杀“潘健行”的功绩，而是因为当时（1981年）潘汉年尚未平反，不便提及罢了。直至翌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正式宣布潘汉年“内奸”案乃是一重大错案，潘汉年才得以平反。

何长工在1982年之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补提了潘汉年——一人“变”成两人！这表明他当初的回忆录不提潘汉年，确实由于“避嫌”之故，并非记忆失误……

像这样因“避嫌”而不提某某人、某某事的回忆录，并不鲜见。这些回忆录造成了历史的误区。在研读回忆录时，不能不注意内中的“避嫌”之处。当然，作为回忆录的作者，也应把尊重史实放在第一位。

三、不必为尊者编织美丽的谎言

我在读一本题为《贺氏三姐妹》（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的书时，注意到其中关于毛泽东与贺子珍婚姻的描写。该书写及，毛泽东与贺子珍在井冈山谈恋爱时，“事隔不久，从家乡传来杨开慧英勇就义，被军阀何键杀害的消息。这一消息着实震惊了毛泽东”。

然后，该书又描写：

“子珍与泽东的相恋，在没有公开之前，已有人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她不是别人，正是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是她站出来为子珍做媒，成全了他们的世纪姻缘。

井冈山的天黑得早。

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傍晚，大家围坐在一起，清茶一杯，袁文才夫妇又烧了几个素菜，以水当酒，敬天敬地，共祝革命的成功。简单的婚礼，孕育着革命必胜的哲理。”

按照这位作者的描写，杨开慧英勇就义在先，毛泽东与贺子珍的结婚在后。谭政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秘书。据谭政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中说：

“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

然而，杨开慧是在1930年10月在板仓被军阀何键抓捕。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任卓宣向何键献策：“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自由。杨开慧坚决拒绝。同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年仅29岁。牺牲前她只说了一句话：“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也就是说，35岁的毛泽东与19岁的贺子珍在井冈山上结婚时，杨开慧并没有被何键抓捕。杨开慧是在毛、贺结婚后两年半才被何键抓捕、杀害的。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大可不必为尊者讳而编织美丽的谎言欺骗读者。像《贺氏三姐妹》这样明知史实却故意编造“假故事”，是不足取的。

我在中南海陈云家中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的时候（1995年6月27日），她的坦诚令我感动。她告诉我，她是在陈云1937年11月29日从迪化（乌鲁木齐）乘飞机到达延安的当天，在欢迎仪式上第一次见到陈云的。她原是北平女一中的学生，当时刚从北平来到延安不久，在延安陕北公学五队学习，18岁。

陈云从小就体弱，有着流鼻血的老毛病。回到延安之后，工作忙碌，旧疾复发，鼻血不止，只得在窑洞里卧床休息，需要有人照料，组织上调于若木去照料，日久生情，陷入热恋。当时，陈云32岁，比于若木大了14岁。

采访于若木之前，我查阅过种种关于陈云的资料，只提到陈云和于若木1938年3月在延安结婚，从未写及陈云有过别的婚姻。我没有想到，于若木主动告诉我，在她之前，陈云有过一次婚姻，由于双方意见不合而离异——这也是陈云在与于若木结婚之前告诉于若木的。

于若木说，当时她愿意嫁给比她大14岁的陈云，是因为陈云是老实人。陈云也曾对于若木说：“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后来，我把陈云在与于若木结婚之前有过一次婚姻，写进了陈云的传记，第一次披露了陈云的感情历程。其实，于若木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完全可以不提这件事。于若木的坦荡，很使我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