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毕业余茂春助美反华

余茂春

近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不惜“家丑外扬”，爆料让中美关系空前风雨飘摇的是美籍华裔“中国通”余茂春!追根溯源，美籍反华智囊余茂春到底是怎样炼成的?

第一，辜负祖国培养。1962年余茂春生于重庆。1979年，17岁的余茂春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3年毕业后赴美求学(那个年代大部分属于公派)，先后获得宾夕法尼亚斯沃斯莫尔学院硕士学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对里根格外崇拜。毕业后进入海军学院任教，教授东亚军事史。在任教之余兼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和规划首席顾问”，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重塑强硬立场，余茂春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美国的高校里任教的科研人员对那个年代的出国留学生来说并不意外，但余茂春的特殊之处至少有两点。一是美国海军学院属于军方院校，除非特别原因不会让中国大陆留学生留人教职，因为美籍华裔学者美国军方的院校任教职很容易触及军方的机密信息;二是美国军方院校的教职意味着务须参与涉及军事的课题研究，包括针对“敌对国家”的情报分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是美国制造新自由主义信徒的大本营，曾被其豢养的盘踞印尼长达四十年的“伯克利黑帮”与贻害拉美的“芝加哥兄弟”都是美国为培植买办代理人的策源地，南开大学历史系呢?余茂春不是主攻经济学的博士，但在伯克利分校那样的氛围中也耳濡目染了某种特殊癖好，这也是他被美国军方大学看重的缘由，被中国“名校”公派留学后留美并从政反华，现在中国的有关部门是不是肠子都悔青了?中国的少数“名校”是否会及时“止损”?

蓬佩奥与余茂春（右）

　　第二，赴美绝非心血来潮。余茂春自称在南开大学就读期间受到几位美国“富布莱特学者”与里根鼓吹的“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的影响，可见他赴美追求“新生活”绝非一时冲动。据美国建制派操盘的很多媒体报道，余茂春早就呼吁美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但一直没能得到美国往届政府的重视。特朗普上台后以民粹主义手段推高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识，余茂春对美国遏制中国的措施建议终于与美国的鹰派官僚沆瀣一气了。特朗普将中国重新定义为“最重要的战略对手”，蓬佩奥曾任中情局局长，抹黑造谣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原来还有这么个“内行”，余茂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到底是南开大学的什么样的“历史学”教育让余茂春如此丧心病狂地辱华反华?

　　第三，若干反华诡计。蓬佩奥搭建的鹰犬班子里不止余茂春一个华裔，此类华裔干过的专门危害祖国的勾当何等无耻!美国参议院、美国众议院、美国国务院都有专门针对中国的“工作小组”，尤其是美国国防部竟然早在2019年就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的副助理部长。在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邀请美国代理防长沙纳汉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邓福德参加的2020财年美国国防预算听证会上，二人蓄意夸大中国的国防预算而渲染中国的“军力威胁”。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各部每周都要召开例行会议协调涉及中国的行动。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曾公开表示，余茂春是美国国务院定期战略会议的关键人物。

　　余茂春对美国下列对华政策有过重大影响：

　　一是导致美方限制中美人文交流。余茂春竟然妄言中共通过利用美国的民主开放与政治交流争取了很大一部分美国精英通过资本或智囊的游说影响美国对华政策。事实上，美国数以百计的基金会(包括“富布赖特科学奖学金计划”)渗入中国，有的甚至嚣张到公然与中国官方机构联合发布“学术”报告的程度。

　　二是渲染或企图制造中共与中国人民的离心离德。余茂春曾扬言美国政府最大的错误是没能区分或充分表达中国人民与中共的差异，谎称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狂热追求与政治上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漠不关心早已是普遍现象。事实上，美国的政策文化精英经常将此类狂热追求与马列主义教条混淆起来，尤其是蓬佩奥在最近的讲话中特别将中共与中国人民分别开来，认为中共而非中国人民才是中美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

　　三是贩卖美式自由主义。蓬佩奥将余茂春视为其团队政策制定的核心成员，认为他在如何应对中共挑战以保护美国特色自由主义方面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建议。事实上，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类人文社会科学，回国后很多人身居要职而改变了很多传统外交的理念与行为，不可能只是影响自然科学农业医学等领域，中美两国到底是谁在影响谁?

　　四是煽动美国肆意挑衅或强硬对抗中国。余茂春认为中国是害怕来自美国的对抗声浪的，因此竭力鼓吹美国反华肆无忌惮。事实上，中国自中美建交以来从未主动挑衅美国的利益，更无任何取而代之或挑战美国霸权的意愿，余茂春这种荒诞的贼喊捉贼伎俩不可不谓用心险恶。

　　五是捏造或虚构所谓的中国盗窃行为。余茂春一直警告中国有系统地对美商业盗窃乃至科技诈骗，导致蓬佩奥在公开讲话中渲染中国的所谓网络攻击、盗窃知识产权，蓬佩奥本身就以撒谎欺骗为能事，余茂春这种小人在背后的扇阴风点鬼火更是“居功至伟”!

　　事实上，二者是典型的一丘之貉臭味相投，美国的国家安全副顾问波廷格甚至称赞余茂春是一个对冷战与美中俄关系有清醒认识的华裔学者，能清醒地认识到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战略制定过程中的重要性。

　　余茂春煽动美国对培养自己的祖国如此痛下杀手，不是华人败类还能是什么?煽动美国污蔑抹黑妖魔化自己祖国同胞的美籍华裔学者算什么东西?章家敦之流喊“中国崩溃论”二十多年的确给了美国政客不少聊以自慰的安慰剂，用金灿荣教授的话说则是无意中成就了中国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骆家辉阴谋败露后不得不提前终止大使任期，成天撒狗粮秀恩爱的“美满家庭”刚回到美国就离婚散伙了。余茂春式汉奸的危害渲染要远远大于其他两个恶棍，其阴谋诡计贻害的不仅是自己的祖国，误导其美国主子之后也迟早会人走茶凉而晚节不保!

　　通过南开大学教授任东来的《一个了不起的铺路架桥者》一文不难推断余茂春“师承”何人：

　　“在杨生茂的直接帮助和推荐下，他在80年代培养的三位硕士研究生王心扬、余茂春和徐国琦先后赴美留学，并在90年代分别从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博士，成为最早的一批从美国名校历史系毕业的中国大陆研究生。”

　　杨生茂又是“何方神圣”?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顾问、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美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代宗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等等。1917年生于河北省涿鹿县，7岁入私塾，11岁入高级小学，1931年入宣化初中，1934年入北平高级中学，1938年至1941年就读于司徒雷登任校长的燕京大学，1941年秋赴美学习，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41-1944年)、斯坦福大学研究院(硕士，1944-1946年)读书，1946年回国，1947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61年晋升教授。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代主任(1949-1950)、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57-1964)、历史系副主任(1962-1964)、美国史研究室主任(1964-1984)等，兼任历史系学位委员会主任(1985-1988)、南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1985-1988)、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5-1991)、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世界史组成员(1986-1990)、《美国历史杂志》国际特约编辑(1992-2010)、《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历史教学》编委(1951-2010)、《博览群书》编委(2003-2010)、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与顾问、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近代史学会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等。1959年起招收世界近代史研究生，1978年起招收美国史硕士研究生，1984年被认定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据说杨生茂曾“支撑着当前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半壁江山”，所获奖励有天津市总工会劳动模范(1961年)、天津市总工会“七五”立功奖章、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84年、1991年)、天津市研究生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三等奖(1987年)、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8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中国图书奖”二等奖(1990年、1991年)和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1年)，等等。学术观点主要是：历史认识具有相对性，但相对主义是与绝对主义相通的;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才是优秀著作;优秀著作应吸收中外已往的优秀研究成果，应答当前社会提出的问题，启发对未来的思考;对外来文化应鉴别吸收，“全盘吸收”观念同“固步自封、”“妄自菲薄” 观念一样都是蒙昧的表现;尽管外交决策受到种种易变因素的影响甚至左右，但经济因素是决定国际关系的终极因素;经济是外交决策的基础，政治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外交策略口号服务于政治要求;外交政策实质上是内政政策的延伸;只要国家这一现象存在，外交政策总是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但一意追求损人利己的沙文主义对外政策会无视权力的极限，陷入霸道主义强权政治的自我损毁的深渊。他曾与张芝联、程秋原合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美国历史百科词典》，曾获“中国图书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天津市劳动模范”，等等。如此学富五车载誉而归且“桃李满天下(主要在美国)”，尤其是教出余茂春这样的“优秀”毕业生，中国其他“名校”师生当如何看待此类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