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遭遇统治危机

“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俄罗斯！”普京的这句话不知令多少人喝彩。至少在两年前，普京执政14年，人们仍有理由看好他。

然而，没想到，国际油价的下跌突如其来，且如此彻底，这对普京雄心的打击难以言喻。

俄罗斯已经挺了近两年，境遇却每况愈下。国内的精英们似乎已经按捺不住，开始集体反思发展道路。油价暴跌是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事实上已经输掉了在技术革命中的竞争，成为无力追求物质财富和发展的‘下行国家’。”

进入2016年，俄罗斯经济形势犹如“厄尔尼诺”现象下的极寒天气一样令人打战。尽管普京总统在不同场所依然在为民众撑腰打气，表示“经济危机已经见底，俄罗斯很快将重回增长轨道”，但现实的经济统计数据和科学预测表明，俄罗斯经济陷入了持续性的深度衰退。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衰退不是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凸现出俄罗斯经济结构中的深层次弊病在苏联解体之后的20多年间并未得到有效的治理。

经济衰退的同时，俄罗斯的国际环境也因乌克兰危机而迅速恶化，俄西关系跌入冷战结束以来的“冰点”，俄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悄然下降。

对形势客观、准确的判断是采取正确决策的首要前提。对于当前形势，俄罗斯国内有着不同看法。在2015年总统国情咨文和与与民众电视连线中，普京总统多次强调，“经济形势确实很复杂，但是并不危急。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积极态势”。1月26日，普京在听取经济部长乌柳卡耶夫汇报工作时仍然表示，俄罗斯预算赤字低于预期，银行储备充足，债务水平低，这为今年改善经济形势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俄罗斯联邦统计局2016年1月25日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2015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萎缩3.7%，受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影响，俄消费需求和投资双双下滑，零售额下降10%，资本投资萎缩8.4%，工业生产减少3.4%，居民实际收入下降4%。俄罗斯2015年失业人数达426万，同比增加7.4%。俄罗斯财政部近日公布的数据也显示，2015年俄罗斯财政赤字为1.95万亿卢布(约合250亿美元)，占当年俄GDP的2.6%。

与普京总统看似乐观的情绪不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对形势的看法似乎更为冷静。不久前，梅德韦杰夫第7届盖达尔论坛上表示，“2015年是俄罗斯近十年来经历的最艰难时期，受油价暴跌、西方制裁以及世界经济全面调整等因素影响，俄经济不得不同时面临多重严峻挑战：经济增长乏力，能源领域之外的出口收入明显不足，商业和投资活力降低，居民收入减少”，他强调“面对油价持续走低的趋势，俄必须学习低油价现实下的生存之道。”

俄罗斯宏观经济分析与短期预测研究所，以乌拉尔石油价格为基准，对2016年-2018年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预测分为三种场景。最佳场景是：如果油价在这三年分别达到每桶37、55和60美元，则三年的GDP增长率将分别是-1.8%、0.5%和2.4%;一般场景是：如果油价在这三年分别达到每桶35、45和50美元，则三年的GDP增长率将分别是-2.5%、-0.3%和1.9%;最差场景是：如果油价在这三年分别达到每桶25、30和35美元，则三年的GDP增长率将分别是-3.9%、-2.2%和1%。

可以看到，即使是按照一般场景，俄罗斯经济在未来两年也将保持连续衰退。

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后工业化社会研究中心主任伊纳泽姆采夫不仅把目光放在了当下，还对普京执政16年以来的俄罗斯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普京的政策导致了石油泡沫催生的‘虚幻繁荣’，俄罗斯除了石油，一切都乏善可陈”：

在经济发展领域，2016年初以美元计算的GDP与 2006年时旗鼓相当。平均工资若换成美元，则已倒退至2005年10月的水平;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十六年来没有铺设1公里现代化高速铁路。2014-2015年，每年兴修公路1200公里，相当于2000年时的四分之一。20世纪90年代便开工的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公路至今仍未建成。

十六年来，俄罗斯所有港口的吞吐量增长仅相当于上海港的一半，2014年通过北方海上航道运输的物资仅有13万吨，比1999年的46万吨还少。天然气覆盖率在1年内只提升了0.1%，达到65.4%，按这种速度，只有到22世纪初俄罗斯才能实现完全的天然气化。

在经济结构领域，国民经济的能源依赖不降反升，石油、石油产品及天然气在出口中所占比例1999年为39.7%，2014年则升至69.5%。俄罗斯没有实施任何工业改革，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是工业生产增长落后于GDP增速的唯一新兴市场国家;在社会领域，免费医疗几乎消失、教育水平严重滑坡、贪污腐败仍然盛行，大规模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的日子似乎已并不遥远;在对外关系领域，“16年来俄罗斯经历了两场战争，后苏联地区的邻国对俄罗斯唯恐避之不及，与主要经济伙伴的关系也遭到破坏。”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行长、前经济部长格列夫，将俄罗斯的发展放在世界新能源和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他认为，随着化石能源时代行将结束，人类正加速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能够及时适应新能源和新工业革命的国家将成为胜利者，而无法适应时代变化并及时调整经济、社会体系和所有制机制的国家将遭遇失败。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将越拉越大。他在第7届盖达尔论坛上强调，“俄罗斯事实上已经输掉了在技术革命中的竞争，成为无力追求物质财富和发展的‘下行国家’。”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对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进行了深入思考。他认为，尽管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实力仍然处于世界前三位，但在经济和其他领域却远远落后，俄罗斯采取的军事外交行动常常远高于自身实力。一方面，战略雄心缺乏实力支撑，存在受到损害的风险;另一方面，实际潜力远比现有实力高，但却无法实现。“为使实力与潜力相符并在世界上占据应有地位，俄罗斯需要拥有关注全民族利益并具有全球思维的精英。如果没有这样的精英，不巩固政权的合法性，俄罗斯对世界的作用和意义将继续下降。”

在经历了25年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普京前两个总统任期的较高速增长之后，俄罗斯为什么又跌入谷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俄罗斯这种“过山车”式的变化呢?近来，俄罗斯精英总结出四大原因。

仔细分析其中的每一个原因，可以看出，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予以改善，普京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首先，俄罗斯没有看到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发生的深刻变革，没有为国家制订符合世界潮流的发展战略。

伊纳泽姆采夫认为，“俄罗斯现政权原本是有时间和资源的，即便不能把国家变成又一个中国，至少也能打造成另一个阿联酋”。

在伊纳泽姆采夫看来，但实际上，普京执政的十六年是俄罗斯“错失的岁月”。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患上了“荷兰病”，在油价高企的时候没有动力推进结构改革，在经济危机时却又对结构改革“有心无力”。

当美国的“页岩革命”取得突破性进展、超过俄罗斯和沙特跃升为世界第一大油气生产国、世界能源市场正经历历史性变革之际，俄罗斯高层决策者却认为这不过是美国人搞的一场“阴谋”。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莫斯科长年沉醉于虚幻的“油气繁荣”并经常以能源外交作为武器试图达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的。

格列夫敏锐地看到，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石油时代正悄然终结，消耗化石能源最大的发电和交通运输领域都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可再生能源蓬勃发展。” “以油气最大消费国中国为例，到2016年末，中国可再生能源电站装机容量将达560吉瓦，其中风能、太阳能、生物能源230吉瓦，水能330吉瓦。这是俄罗斯全部电力装机容量的2.5倍。”

实际上，不仅俄罗斯经济因“石油诅咒”而举步维艰，“天然气武器”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回旋镖”，打到了俄罗斯自己身上。2015年，乌克兰从欧洲的“反向输气”量已经超过从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量，俄罗斯借“断气”对乌克兰施压的手段已不再好使，乌克兰反而提出了提高俄罗斯天然气过境费的要求。在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俄罗斯也没敢关上俄土之间“蓝流”天然气管道的阀门，因为那不仅意味着土耳其将遭受损失，俄罗斯自己也将失去巨额的天然气出口收入，而这对财政日益困难的俄罗斯来说是无法接受之重。

扶植国企巨船，10年后却发现已无法出港。

其次，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不仅没有带动、反而制约着俄罗斯的发展和创新。以2003年末的“尤科斯事件”为标志，俄罗斯政府推行了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大力扶植大型国有企业，力图将它们作为“经济引擎”实现“赶超式发展”。但10多年以后，这一模式的实际效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伊纳泽姆采夫列举了一连串的数字来证明这一思路的失败：“俄罗斯最大的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2015年的天然气开采量只有4140亿立方米，远不及1999年的5450亿立方米。而同一时期，卡塔尔的天然气产量从240亿立方米提升至1770亿立方米，销售却从未遭遇瓶颈;俄罗斯石油公司这些年间不断吞并一切可能的石油资产，从尤科斯到伊捷拉天然气运输公司，又在2013年花550亿美元买下了秋明—BP石油公司，但如今自己的市值却仅为340亿美元;被寄予厚望的对外经济银行，经过多年经营如今濒临破产，国家不得不拿出逾万亿卢布加以拯救。俄罗斯技术公司除了履行那些掏空预算的军事订单外，几乎一无所长。”

在普京执政年代，俄罗斯经济中发展最快的几乎都是批发零售贸易、通信、私营银行等非国有行业，国有企业不仅效率低下，甚至成为腐败的温床，某种程度上，“国家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吃皇粮队伍庞大臃肿，管理水平不升反降。

第三，公共管理水平低下，无法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制度保障和动力。

普京2000年上台之初，曾经推动俄罗斯的行政化改革，通过建立“部、署、局”三级管理体制明确划分行政部门职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行政管理效力。但由于改革并不彻底，因而其边际效应非常有限。

之后，随着官僚机构的日益膨胀和腐败行为屡禁不止，俄罗斯的公共管理水平再次下滑。

俄罗斯拥有庞大的官僚体系。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各级官员数量为87.8万人。而据独立机构统计，俄全国“吃皇粮”的官员人数高达170万人。而且，官员的工资收入远远高于普通劳动者。2011年7月，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在会见中小企业家代表时谈到，许多俄罗斯青年人想做公务员并不是因为工资高，而是因为存在腐败的机会，“年轻人把公务员看作是成功的捷径，这种情况十分令人担忧。”俄罗斯财政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俄罗斯每1万人口有公务员108名，比例超过世界大多数国家。俄罗斯国家预算部门从事人员(“吃皇粮”人员)是发达国家的1.4倍、中等收入国家的2.5倍。

官员数量的增加并未带来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从2000年到2014年，用于国家管理和市政管理的支出增长37.4%，但在世界国家治理质量排行榜中，俄罗斯的排名却未明显上升，2000年俄罗斯在全球196个国家中排名第149位，而在2013年的21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0位。因此，在回顾了16年的俄罗斯发展历程之后，伊纳泽姆采夫认为，“如今治理国家的是一位说得很多，但几乎什么具体事情都不做的人。十几年来，他一直将希望寄托在国际行情的顺风顺水上。这是治国软弱无力的表现。政府能够花掉成百上千亿美元，但却提不出雄心勃勃的计划，也挑不出可以执行它们的人才。政府只会不断重复老生常谈的口号，既不能激励企业界的发展，也不鼓励国民创业。面对石油期货价格的不断下滑，俄政府已陷入茫然当中，大概只能寄望于好运气了。”

天命孤立，西方制裁反助大权在握。

第四，“孤立主义”抬头，“去全球化”进程让俄罗斯与世界日益隔离。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其名著《俄罗斯思想》中曾深刻剖析了俄罗斯人的精神内核：“俄罗斯人的天性是完全极端化的。一方面，是恭顺，是对权利的放弃;另一方面，是由怜悯之心激起的、追求正义的暴动。一方面，是同情，是怜悯;另一方面，是潜在的残忍。一方面，是对自由的爱;另一方面，是对奴役的接受。”

其实，在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上，俄罗斯也经常是二律背反的结合体：一方面是“弥赛亚思想”，试图充当“第三罗马”去拯救世界;另一方面是强烈的“孤岛意识”，认为俄罗斯时刻被敌人围困，希望采取孤立主义与世界相隔离。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有一句名言：“俄罗斯没有朋友。我们在世界中只有两个可靠的盟友—我们的军队和舰队。其他人极有可能武装起来反对我们，它们害怕我们的庞大。”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社会中 “不安全感”和“孤岛意识”重新复活，普京在2015年与民众的“连线”中再次引发了亚历山大三世的这句名言。

其实，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俄罗斯对于全球化的态度始终是若即若离的。

2000年普京赢得总统选举后，曾在格列夫为他制定的经济发展方案中确定了进一步融入世界主流、包括尽快加入WTO的基本思路。

然而，“实践中，普京的精英们支持全球化的言论总是伴着保护主义政策和抗拒整合的倾向……即使是在加入WTO之后，俄罗斯政府也采取了大量的措施以削弱自由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

乌克兰危机之后，由于西方的制裁与俄罗斯的反制裁，俄罗斯的“去全球化”倾向更加明显。在一些俄罗斯专家看来，如今的局面是“普京体制”发展的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结果。因为“这一体制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简单的社会契约之上：公众享受不断增长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交换条件则是对腐败精英的容忍。双方均受益于经济的开放和不断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然而，从2012年开始，尽管油价仍处于高位，但俄罗斯经济引擎开始停转，经济增速从2011年的4.3%下降到了2013年的1.3%。这表明，单纯依靠高油价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已经耗尽，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生产力的提高，“而这势必要求深化改革、保护财产权、巩固合同效力、并促进竞争，但这一切都将直接危及统治精英的寻租行为。”

俄罗斯经济的放缓导致普京的支持率从2010年底的79%下降到2013年底的61%。“体制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依据，最终得益于对克里米亚的吞并和乌克兰亲欧政府的敌意，俄罗斯民族主义高涨并很快推高了普京的支持率，使其保持在80%以上的高位。但这也彻底摧毁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西方的制裁严重削弱了俄罗斯与西方的经济和金融联系。”

在看到当前的外交政策只能导致孤立后，俄罗斯政府开始宣扬制裁和反制裁最终将促进进口替代、刺激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在开放经济和缺乏足够投资、技术以及市场的条件下，进口替代不可能取得实质性效果，更无法带动俄罗斯经济的全面增长。

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从2014年起，俄罗斯政府发现它的支持率并不必然与经济相关联，因此开始利用全面的宣传和审查制度，说服公众相信经济困难是因外部敌人的阴谋所导致的。“在新的社会契约中，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宣传、而非繁荣之上，而孤立状态极大地有利于前者。越少贸易和投资、越少与西方的接触，政府就越容易使公众相信西方要对俄罗斯的艰难日子负责。”

面对空前的危机与挑战，俄罗斯精英也在思考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梅德韦杰夫清醒意识到了俄罗斯的症结所在，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将战略认知转化为政策手段、如何让政策手段切实得以贯彻实行?

俄罗斯精英得出的结论并不叫人乐观，甚至悲观：它不会崩溃，也不会发生激烈变革，就虚弱地保持在原地。

2015年9月24日，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在《俄罗斯报》发表《新现实：俄罗斯与全球挑战》一文，系统剖析了俄罗斯面临的结构性危机、阐述了对当今世界局势的看法，并提出了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

梅德韦杰夫认识到，全球经济图景正在迅速改变：能源领域“那些过去听起来十分新鲜、广告宣传般的局部因素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体系，改变全球政治平衡。

他意识到，液化气的大规模运输使各大洲孤立的市场连成整体。页岩气的开采正在使能源进口国变成能源出口国。几百家中型创新企业对全球能源市场(包括多国经济)的影响几乎可以与大型能源集团相匹敌。昂贵的大型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回收周期长，投资回收期内，市场需求可能发生重大变化，能源价格可能大幅波动，所在国政策也可能加速调整。

其次，技术创新出现新的趋势，数字技术实现物质世界全覆盖，新工业化使新涌现的工业技术和行业更依赖高品质研发和方便消费群体，新技术转换的方向则更多从民用转向军用，而非以往的从军用转向民用。第三，社会领域的创新决定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国家竞争力，全球范围内的人才竞争成为国家战略决策的关键要素，人才竞争将日趋激烈。梅德韦杰夫提出，为了应对上述变化，必须“全面解放经济(“经济自由化”或“搞活经济”)，实现现代社会的去官僚化。”

梅德韦杰夫提出，改善企业经营环境、转变增长模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为此要集中精力做好宏观经济、结构政策、人力资本、国家治理四个方面的工作。首先，要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将低通胀率和财政平衡作为国家持续发展的主要保障，从长期发展的角度制定更清晰的财政支出规划，优先投资人力资本，包括医疗、教育、科技，甚至基础设施。其次，要切实推进结构改革。制定有利于增长和改革的金融机制，要做好石油价格长期走低甚至极低的准备，要更加重视国内融资，既要发挥国家投资的作用，也要重视吸引私人资本，同时也不能忽视吸引外资，要将吸引境外投资主要用于促进技术转型。要推进进口替代，但要汲取上世纪部分拉美国家，在进口替代的指导下对国外投资者关闭国内市场的教训。进口替代不是用价格更高质量更差的国产货代替进口货，也并不适用于整个国民经济。理想的进口替代应当使本国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具有同等竞争力。

梅德韦杰夫特别关注到了改革中的“非经济因素”。他认为，要保持经济发展，“就必须显著改进政府服务水平，增强国家治理能力”：首先要保障人身财产安全。政府要坚定地保护私有权，限制行政司法机关对企业经营积极性的恣意妄为，健全法律体系，提高司法体系效率。其次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改进政府机构作风，建立健全决策机制，提高战略规划能力，使用先进管理技术，加强人才培养。

梅德维杰夫似乎看到了俄罗斯“去全球化”的危险，因此强调“俄罗斯的发展是全球发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没有俄罗斯就没有全球发展议程。但是，俄罗斯无法单独制定全球发展日程，也不能只管本国的发展和公平而无罔顾全球日程。” 他特别重申，“俄罗斯在经济、政治和情感上都不会离开欧洲大陆。自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新法典起草委员会训令》中提出‘俄罗斯是欧洲大国’已过了近250年，世界在两个半世纪内发生了沧桑巨变，但是这一判断现在和将来都是真理”。

“任何人也休想切断我们和多样的欧洲文明的天然联系。未来，俄欧关系可能会调整，但是开展合作，发展伙伴关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立统一经济空间的战略方向坚定不移!”

与此同时，梅德韦杰夫也表示“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和地缘环境不仅能够，也要求我们更加积极地开展‘东线’合作。不仅要和中国、越南、韩国和亚太各国密切合作，也要和分布在世界各大洲的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成员国深化合作。把俄罗斯的这种合作意愿解读为‘转向’是错误的。”

可以认为，梅德韦杰夫较清醒地看到了俄罗斯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也提出了克服困难、走出困境的一些思路。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才能将战略认知转化为政策手段、如何让政策手段切实得以贯彻实行。

任何改革都是对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塑，俄罗斯既有体制的约束性能让改革走到哪一步，是决定俄罗斯未来走向的关键。因此，对于俄罗斯既有体制的认识，就成为了理解未来俄罗斯改革前途和发展前景的核心环节。

伊纳泽姆采夫将俄罗斯当前的制度定性为“新封建主义”，他认为，“目前俄罗斯的垂直权力体系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权钱/钱权交易机制。在等级体系的每一级，某种程度的贿赂和扈从门派不仅是可以容忍的，而且是换取无条件忠诚和赢得上司信任的手段。该体制建立在公民的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但对这些自由谨慎的政治限制为最大的受益者带来庞大财富。对自由的限制存在各种等级和限制，所以这是一种比过去等级更多的封建制度，但是起作用的原理是一样的：弱者为‘上面’纳贡，强者为‘下面’提供保护。” 由于“俄国制度没有经济自由是无法存在的，因此不可能出现第二个苏联。但是该体制对政治自由深感恐惧。”

“因此俄国也不可能很快像西欧或者北美的任何一个国家。它不会崩溃，也不会发生激烈变革，还会是老样子。”

在这种制度之下，“一方面，国家权力的使用成为一种垄断企业，主要由这个体制的创立者及其朋友和同事控制，被最尽责而又最无能的新来者忠实地执行。‘逆淘汰体系’使精英内部的竞争减弱，管理质量进一步恶化，仅剩下的有效管理将陷入崩溃;另一方面，庞大的社会群体不是反对而是竭力要进入到体制中去(这与苏联的最后几年正好相反)，这就像参加庞氏骗局，人人都希望自己不是处于底层，无论如何要比留在体制外更好些。伴随着国家机构的‘商业化’，政府去专业化过程也日渐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伊纳泽姆采夫2011年就断定，尽管梅德韦杰夫看到了问题所在，但“他既不能说服官僚体系内部的人也无法说服大众相信他看出来的威胁是真实的和危险的。没有了他们的支持，他一无所有，什么也做不成。”因此，伊纳泽姆采夫断定，“梅德韦杰夫认为该体制不能长久维持稳定是错误的，虽然他觉得该体制不能繁荣是正确的。俄国不是独裁体制而是相对自由的国家，当今政权更多通过共识而不是压迫来统治，不大可能出现对该政权的严肃威胁，一个基本维持现状的制度适合俄国国民的愿望。”

无独有偶，古里耶夫在对当前的俄罗斯社会进入深入剖析剖析之后，也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很难预测俄罗斯人何时将开始注意到自己国家经济问题的真正成因。在此之前，孤立很有可能将会继续，而俄罗斯将继续断绝国际贸易和投资。这在短期内可能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但也可能不会。苏联是一个极为封闭的经济体，但它坚持了接近80年。然而，真正的成本是长期的：俄罗斯将失去增长机会，然后继续停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