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欣赏音乐？

刘向在《说苑·修文》篇中说：“乐非独以自享也，又以乐人。”创作和演出音乐的目的，是供人欣赏。孟浩然《夏日南亭怀辛大》诗云：“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赏”就是欣赏。“欣赏”二字连用，表示对文艺作品的领略，始于陶潜的《移居》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音乐是诉诸听觉的艺术，欣赏音乐要用耳朵，但有健全听觉的人，未必都能欣赏音乐。马克思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要具备“音乐的耳朵”，培养音高、音程、音色的辨别力，旋律、节奏、调性、调式、和声及多声部音乐的感受力，以及音乐的记忆力等等，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只是“音乐的耳朵”的一方面。

欣赏音乐是一种能动的也可以说是创作性的审美活动；尽管耳朵很灵敏，能够毫发不爽地辨别旋律、节奏、和声、音色；如果仅仅把音乐作为一种物理现象来接受，而不能感知旋律、节奏、和声、音色所表现的艺术形象，并通过艺术形象，跟创造音乐的作曲家和再创作音乐的演奏演唱家发生思想感情的交流，那就只能算接触到了音乐的外表和皮毛，只是在音乐的大门之外徘徊，还没有登堂入室，一窥音乐的堂奥。《列子·汤问》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外国也有类似这样的事例：1799年，贝多芬写好了《F大调弦乐四重奏》（op.18.no.1）第二乐章，在钢琴上弹给他的朋友阿门达（1771-1836）听，问他对这段音乐有何感受。阿门达回答说，他联想到一对情人的离别。贝多芬告诉他：“我是想像着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坟墓场面写这段音乐的。”这些事例说明卓越的欣赏者，应该是和作曲家、演奏家在思想感情上发生共鸣的知音人。

欣赏音乐要达到登堂入室、窥其堂奥的境地，并成为作曲家和演奏家的知音人，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下工夫：

1、沟通音乐信息——音乐作品蕴藏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高低不同的层次：底层的信息是音乐的感性材料；中层的信息是音乐语言的形式结构；高层的信息是音乐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音乐形象和艺术境界。《乐记·乐本篇》云：“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这里所说的“知声”、“知音”、“知乐”，实际上就是欣赏音乐由低而高的三个层次。孔子说：“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告诫我们欣赏音乐不要停留在低级阶段，只注意音乐的感性材料，满足于追求表面的音色美、旋律美和节奏美，应该一步步登堂入室，去探索音乐所表达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感情。

2、发挥主观能动的审美作用——欣赏音乐是一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每一个欣赏者由于个人性格、心理素质、生活经验、文化修养和艺术趣味的差异，聆听一件音乐作品肯定会有与众不同的感受和体会。李白听蜀僧濬弹琴，蓦然感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韩愈听颖师弹琴，竟体味到十分具体的音乐形象：“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这些浮想联翩的主观想像，未必完全符合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创造构思，但有了这种创造性的审美活动，欣赏音乐才能达到兴会淋漓的境地，才能作出“摹写声音之至文”（方扶南赞许韩愈的话）来。

3、判断音乐作品的艺术价值——欣赏音乐的另一个环节就是品评作品的技艺工拙和品味高下，如《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欣赏者判断音乐作品的艺术价值，完全是为了“激浊扬清”，免得泥沙俱下，妍媸不分，所以对作品的评价只是心领神会，引而不发；如果发而为文，就从音乐欣赏转为音乐批评了。

4、接受感心动耳、荡气回肠的艺术享受——音乐欣赏在本质上是一种美的享受，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寻求美的快感和乐趣，正是音乐欣赏的最终目的。

可是自古以来，许多人都把音乐欣赏当作微不足道的小事，常常满足于感性的欣赏，不求登堂入室，窥其堂奥，致使作曲家和演奏家有“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和“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李商隐《钧天》诗）之叹。

作者简介：

钱仁康（1914年4月14日－2013年3月15日），中国音乐家、作曲家。1914年4月14日生于江苏无锡。自幼爱好文学、音乐。1930年入无锡师范学校，开始学习钢琴、和声及作曲。1932年考入私立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学习。1933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理论作曲组，先后师从黄自、李惟宁等学习，1940年本科毕业。1935年发表第一部译著《乐理与作曲》(署名金仕唐译，[美]P．W．奥利姆原著)。先后为陈田鹤的戏剧《桃花源》配乐；为蔡冰白编的小歌剧《江村三拍》(由《渔歌》、《樵歌》、《牧歌》三场组成)作曲，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四幕歌剧《大地之歌》(蔡冰白编剧)，于 1940年底—1941年初在上海公演。同时，他还涉足电影配乐领域，作过不少片头音乐及序曲。1941—1942年，曾致力于解读宋代《白石道人歌曲》中的 17首旁谱，译成五线谱后，以调式和声为各曲配上了钢琴伴奏。40年代中期起，他担任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主办的《音乐与教育》、《音乐评论》两刊的主编；同时，又编写了《中学音乐教材》3册和《中学歌集》2册，被当时许多中学采用。40年代后期，在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所作独唱曲集《星》与《春朝曲》在上海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钱仁康先后任无锡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艺术教育系、苏州江苏师范学院艺术教育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并在上海音乐学院兼课。1956年调入上海音乐学院任理论作曲系教授，兼任上海音乐出版社副总编辑。1982年起，任该院音乐学系主任，并兼任音乐研究所所长。1979年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1985年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钱仁康除长期从事音乐教学工作外，对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肖邦、李斯特、柴科夫斯基、德彪西等著名作曲家及其作品，作过较详尽的研究与分析；对中外曲式的共同规律和音乐的表现手段等，更有深入研究。他的主要论著有《柴科夫斯基主要作品选释》、《肖邦的叙事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