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长短经》原文及译文
简介：《长短经》又名《反经》，成书于开元四年 (公元716年)，共九卷 64 篇，是一本谋略奇书，是李白的老师赵蕤(ruí)所著。
本书集诸子百家学说于一体，融合儒、道、兵、法、阴阳、农等诸家思想之大成，以历史为纬（唐以前的华夏历史重大事件为论证素材），以谋略为经（统合政治权谋之经验得失），以独特视角阐述王霸谋略，长短之术，体现了中国两千多年王道思想的精髓。
所讲内容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各种领域，高妙完美，天人合一，振聋发聩，警世惩恶，自成一家，形成一部逻辑体系严密、涵盖文韬武略的谋略全书。
该书黑白杂揉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赞叹仁政伟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贬斥君之无道，虚伪残暴，是一部冷峻地反观历史得失的集大成之作。
作为古时为政者的智谋全书，内容丰富，论证深刻，发人深省，对后人有极大的启发和警醒作用。
所以有人说，为政者不但要读《资治通鉴》，更要玩味《反经》，被尊为小《资治通鉴》。
《长短经》诞生之后，由于历代统治者对这本书讳莫如深，秘藏深宫，社会上流传极少，大多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刊刻复印的相对较少。到南宋，杭州净戒院刊刻发行了《长短经》，这是目前发现的《长短经》最早刊本，版本价值极高。而这一刊本，也成为以后《长短经》的母本。
【题解】
人们历来认为仁义、赏罚是治国的基本纲领。然而，即使是仁义、赏罚等良好的治国方法，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恰当选用，反而会有害于国民。因此作者特别从反面论述好的治国方法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此撰写了“反经”这一篇。这是全书的着眼点，也是本书被后人称为“《反经》”的原因所在。
原序——赵蕤
匠成舆（yu）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技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wu）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工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
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投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
管子曰：“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
邹子曰：“政 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
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并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反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
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欲，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译文】
制作车子的人，惟恐别人不富贵，没人买他的车；制作弓箭的人，惟恐弓箭不伤人，没人买他的箭。他们这样做，难道是对别人有意心存爱憎吗？
不是的，这是技术、职业促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从这些事例可以知道，当今那些积极进取的人们为什么一读了讲纵横谋略之术的书，就盼着天下大乱；通晓了兵法战略，就希望发生战争。这也是一向就有的说法，人情世故的必然。所以先师孔子一方面深刻探究它的根本，另一方面又担忧它的弊端，于是创作《春秋》以光大王道；著述《孝经》以褒奖美德。防微杜渐，首先要有所防范。这就是圣人创作、著述的根本用意。
但是，制定一种方针、政策运用于治理国家，当这种方针、政策出现弊端时必定会出乱子。如果到出了乱子的时候，那又怎么能救得了呢？因此，统治天下，管理人民，很少听说有因循守旧、食古不化的方法。夏、商、周三代有不同的礼教，春秋五霸有不同的法规。这并不是有意要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为了用不同的方针政策来补漏救偏。正因如此，所以国家的风貌虽然一样，但治理的方法却一定不同；圣人、先哲虽然都同样圣明，但一代代帝王的名号却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用时因地确定自己的管理方式。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顺应客观规律，以便成就自己的事业吗？在根据此时此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时候，社会风气的好坏完全由社会条件决定；在依照以往的经验教训治理国家时，成就王道或成就霸道，也都是由社会的发展状况决定。
所以，古人治国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统治采用教育的方法；霸道的统治采用威摄的手段；强同的统治采取强迫的办法。之所以要这样，各有各的原因，不能随便更换。春秋时齐国的名相管仲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聪明的人虽然善于谋划，但总不如顺应时代高明。”战国时的邹忌说：“一切政治文化都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如果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就运用它，一旦过时了就舍弃它。”据此来看，在应当实行霸道的统治时却推行王道的教化，就会适得其反；应当实行强国的统治时却施行霸道的威摄手段则将谬误百出。如果时逢天下大乱，人心诡诈，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破坏，而要遵从先王的传统，广泛推行伦理道德教育，这就好象是等待越地识水性的人来救落水的人，请求那些尊贵的人来救火一样。好是好，可难道这符合我们所说的“通于时变”吗？
霸道是一种混杂不清的政治，也就是说，是一种黑白夹杂，不单纯用合乎道德教育的政治。这种治国方法只求成就事业，不问为什么成就；只强调总体效果而不顾细微末节的弊病。但是这种政治尽管在仁义道德上不及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德育政治，但在扶危定倾这一点上，二者却是同一的。
我担心一般的儒生被自己的学识局限，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区别，所以来专门阐述长短术，用以分析通变的道理，确立题目共六十三篇，合在一起为十卷，书名称《反经》。公众号诸子界。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讨论如何巩固统治的根基，改革时弊，拨乱反正，挽救国家之败局。所叙各篇，都是吸取先前经验教训的深远谋略，是经邦济世的真理。我并不想借此来哗众取宠，博取虚名。把我的见解披露出来，为的是抛砖引玉，以待后世明哲的俊杰继往开来。如果有正在其位的帝王，他能好好读读这本书，那我就深感荣幸了。
【原文】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1]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敬谨，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2]。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
【注释】
[1]《尹文子》：作者是齐国人尹文，战国时代著名哲学家。
[2]名分：名位身份。
【译文】
我听说夏、商、周三个朝代之所以消亡，并不是因为三代的法规制度过时了，而是因为执政的人不合适。由此可知，所谓法规制度，即前代君王遗留的经验，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就不会真正得以贯彻实行。所以《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政治措施，是五帝和三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所谓仁，本来是要广爱博施，可在实行的过程中却会生出偏袒徇私的情状。所谓义，本是要建立节操品行的标准，结果却流于哗众取宠、虚浮诈伪。所谓礼，本是为了让人们的言行严谨恭敬，但也在实行中滋生出惰怠和散漫。所谓乐，本来是用以调和性情的，但在实行过程中会叫人淫逸放浪。所谓名，本是为了明确划分身份的贵贱高低，但骄慢篡夺的野心也就因此而产生了。所谓法，本是为了使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统一的行为准则，但在实行中却会使人背离本分。所谓刑，本来是要威摄、惩罚那些不服管束之人的，但在实行中会导致凌辱、暴虐百姓的行为。所谓奖，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也会导致卑鄙低俗的竞争。”
【原文】
《文子》[1]曰：“圣人其作书[2]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3]士卒，戒不虞[4]；及其衰也，驰骋弋猎[5]，以夺人时[6]。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内相举，奸人在位，贤者隐处[7]。”
【注释】
[1]《文子》：即《通玄真经》，作者文子是道家始祖老子的弟子。
[2]作书：创制文字。
[3]简：检阅。
[4]不虞：出乎意料的事。
[5]弋猎：射猎，狩猎。弋，音意，用带绳子的箭射鸟。
[6]人时：有关耕获的时令节气。
[7]隐处：犹隐居。
【译文】
《文子》一书中说：“圣人创制文字，为的是领导民众理解万事万物的道理，使愚笨的人加强记忆，使聪明的人记录事实。可当世道衰败时，也容易被奸诈虚伪之人所利用，替有罪的人辩护开脱，让无辜的人蒙冤而死。辟建园林，为的是作供奉祖宗灵位之用，平时也可以检阅训练军队，以防意外变故。到了也道衰微的时候，园林便成了王公驰射狩猎的场所，结果劳民伤财，贻误农时。尊崇任用贤才，为的是普及教化，公正法律判决，让贤德之人居于应有的地位，让有干才之人担当合适的官职，以便使君王的恩泽博施于民，广大百姓莫不感怀。但到了政治败坏时，往往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各自推举自己交好的人而循私废公，内外勾结，以至于奸人窃政，贤人被迫退隐。”
【原文】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家富厚，不以振[1]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心智慧，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奸饰非；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蛊女从[2]欲。”
【注释】
[1]振：同“赈”，赈济。
[2]从：古同“纵”。
【译文】
《韩诗外传》说：“士人往往会发生五种与本意相反的情况：掌有权势、地位尊贵以后，却不能爱护百姓、推行公义、通情达理，反而变得残暴傲慢。家境富裕以后，却不能周济贫困、扶危救难，反而变得骄奢淫逸、挥霍无度。仗着自己勇敢彪悍的资本，却不能保卫君王、驰骋沙场，反而变得欺小凌弱、好于私斗。心中富于智慧，却不能致力于治国谋划的正事，反而使奸耍滑、颠倒是非。相貌堂堂、风度翩翩之人，却不能在朝堂树立良好形象、为人表率，反而借此蛊惑女色，行淫纵欲。”
【原文】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
【译文】
姜太公说：“刑罚严明，人心就会感到畏惧；人心畏惧，就容易生出变故。明察秋毫，人心就会感到纷扰不安；人心纷扰不安，就容易导致人员流徙，人员流徙，就自然不会再安居原地了，这样就容易发生变乱。”
【原文】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
【译文】
晏婴说：“做臣子的，博得君主的专宠，叫作不忠；当儿子的，获得父亲的偏爱，叫作不孝；为人之妻的，独霸丈夫的感情，叫作嫉妒。”
【原文】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
【译文】
韩非子说：“儒生用文献典章扰乱国家法令，侠士因果敢勇武而冒犯禁令。”
【原文】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1]，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
【注释】
[1]谢：告诉。
【译文】
子路救了一个落水的人，而领受了一头牛的酬谢，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以后鲁国的人必定都愿意救人于危难之中了。”子贡赎买了奴隶，却不接受官府的奖金，孔子说：“以后鲁国不会再有人自己掏钱赎买奴隶了。”子路接受了别人的谢礼，从而起到了劝勉人们行善的作用；子贡谦让，谢绝受赏，反而阻塞了人们效仿为善的路子。由此看来，廉洁谦让的美德也是分场合的，并非可以不分时间、地点等具体情况而广泛推行。
【原文】
慎子[1]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2]，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
【注释】
[1]慎子：即慎到，赵国人，是从道家中分离出来的法家代表人物。
[2]瞽瞍：音谷叟，人名，舜之父。
【译文】
慎到说：“作为臣子，仅靠忠诚并不足以救治乱世，如果一味坚持，反而只会加重那个时代的混乱。如何认识这个道理呢？譬如瞽瞍很坏却有个好儿子，舜一次次死里逃生，并原谅了父亲；桀是最坏的君王之一，却有不少忠臣，结果使他的罪过盈满天下。因此孝子并不生在慈父之家，忠臣也不产生于贤明君主之下。英明的君主所任用的臣子，其忠诚行为不得超过他的职分，而他的职分也不能超越其权责范围。”
【原文】
鬼谷子曰：“将为胠箧[1]探囊发匮[2]之盗，为之守备，则必摄缄縢[3]，固扃ju[4]，此代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囊而趋，唯恐缄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5]之所布，耒耨[6]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7]州闾[8]乡里者，曷[9]常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跖[10]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
【注释】
[1]胠箧：音区窃，撬开箱箧，后亦用为盗窃的代称。箧，泛指箱子一类的东西。
[2]发匮：揭开大箱子。匮，即“柜”。
[3]缄縢：绳索。
[4]扃鐍：音冂（迥，阴平）决。扃，本指从外边关门的门闩，此即箱柜的开关。鐍 ，锁钥，即箱子上加锁的铰钮。
[5]罔罟：音网鼓，渔猎的网具。
[6]耒耨：犁和锄，亦泛指农具。耒，音垒。
[7]邑屋：古代行政区域单位。“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四为邑。”
[8]闾：古代一种居民组织，“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即二十五家为一闾。[9]曷：音何，疑问代词或副词。
[10]跖：音执，即盗跖。盗跖原名展雄，又名柳下跖、柳展雄，系春秋、战国之际奴隶起义领袖。
【译文】
鬼谷子说：“总有溜门撬锁、掏摸口袋、翻箱倒柜这一类的盗贼，为了防备他们，人们就必须把宝物用绳索捆绑好，再上锁固定好。这样的防盗办法，历代被世俗的人们当作聪明的表现。可是一旦江洋大盗来了，背起柜子、扛起箱子、挑起口袋就走，这时他们唯恐你捆得不紧、锁得不牢呢。由此看来，以前被认为是聪明的人，不正是在为盗贼做积累的准备吗？而那些世俗所称的圣人，能说没有不为大盗做此守护者的吗？”怎么理解这个道理呢？从前的齐国，城镇相连，人口密集，可供人们捕鱼打猎、耕田播种的土地，方圆达两千余里。齐国境内，上到宗庙、社稷的建设，下到城镇乡村的组织规划，哪一样不是依照其开国圣人姜太公的做法呢？然而等到后来田成子一朝之时就杀了齐简公，进而窃取了齐国，那么田成子所到手的又岂止是一个齐国？他是一并把圣明智慧的治国之法都偷过来了，所以历史上虽然骂田成子是窃国大盗，可齐国权势到手后，他就像尧舜一样安坐君王的交椅，弱小之邦不敢妄加非议，强大之国也不敢兴兵征伐，田氏国君宝座到底传了十二代，这难道不是不但盗取了齐国的江山，而且偷窃了姜太公开创的圣明智慧的治国之法，而这些权势、法度又反过来保护了这个窃国大盗吗？盗跖的门徒问盗跖：“当强盗也有道吗？”盗跖说：“天下什么事能离得了道呢？能够预测其家中所藏多少，是圣。入室行盗前一马当先，是勇。撤退时殿后，是义。能决断可不可偷，是智。到手财物分配得均匀，是仁。这五条标准不具备而能成为大盗的，天下还没有过呢。”由此看来，好人不懂得圣人之道就难立身处世，盗贼不掌握圣人之道也难以行盗。天下到底还是好人少而坏人多，所以圣人之道为天下带来的利益就少，而给天下带来的祸害也就多了。
【原文】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译文】
据此概言之，儒家的仁、义、礼、乐也好，法家的名、法、刑、赏也罢，还有忠孝贤智等道德，以及文韬武略、审时度势等才智，并没有向哪些人隐瞒，而是代代常存的，并不自行昭显于唐尧、商汤等圣明时代，也并非到了夏桀、商纣等昏乱时代就逃离不见了。关键在于怎样运用它：使用得当就天下大治，使用不当就天下大乱。所以可知，仁义礼乐名法刑赏等这些治国思想、规章制度，每个时代都不缺少，关键在于使用方法不同、效果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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