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父亲刘少奇

我父亲的一生，与国防、军事和军队紧密相连。因为在他成长生活的年代，这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他奋斗一生的事业，也是不可或缺的。朱德总司令给父亲写过一首诗：“少奇老亦奇，天命早已知。”

历史上已经有很多关于父亲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主要围绕他在国家建设、组织建设、党的建设还有思想修养这些方面展开。关于他在军事上的贡献、他的军事生涯，虽然也有一些专著，可相比于前面几点来说，非常少。其实父亲的军事生涯是漫长而丰富的，我作为一名军人，作为父亲的儿子，又是人民养育的一个小兵，有职责把父亲和军事、军队以及国防的关系理清。在书里，我尽量用简短的语言、漫忆的方式，以父亲的军事生涯为主线，将其中的历史背景、故事讲清楚，以期能够起到普及传统教育的作用。

比如大家知道刘少奇是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但白区正确路线是怎么来的，人民军队的前身是谁，安源工运在里面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就鲜有人知。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大家都知道，但这些起义都有哪些人参加，八路军又是怎么成立的，又少有人知。红军长征大家都了解，而长征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父亲临危受命，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参与松毛岭战役，这在史料中又鲜有记载。长征途中，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打仗行军，又有谁想过军队吃什么，怎么解决粮草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红军所过之处，留下最普遍的传颂口碑是买卖公平，秋毫无犯——从百姓鸡窝抓只鸡，要放块银圆；背走粮，墙上大字写明借与还；在酒香巷子深的茅台镇，是留下过金砖的。就连蒋介石听说后，都很感慨，让他的部下效法。可是这“败走奇兵”是怎么做到的？这些金条银圆是从哪里来的？有多少人深思过？兵不可一日无食，简单来说，红军青史留名，离不开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撑。遵义会议之后，1935年7月，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刘少奇担任主任。中央任命父亲当了这么个筹粮官，再次受命于危难，担当重任。

《梦回万里卫黄保华：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刘源著。

我书里还有一点，一说到刘少奇，很多人就肃然起敬。但我讲的是，刘少奇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学子、平民、凡人，怎样通过奋斗，成为了导师、领袖、伟人。大家看了我的书后会明白，并不是他个人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是他和其他共产党员为人民群众服务，动员了人民群众，反过来人民群众帮助了他们，才成就了革命这么伟大的事业，才把中国命运改写，才有了今天辉煌的中华民族。这对今天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中国历史上这么大规模的内战，几百万军队打几百万军队，为什么老百姓支持共产党呢？我是学历史的，历史都是活的，如果你把历史的全貌展现出来，那么我们共产党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中国梦是怎么来的？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我们怎样继续保持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怎样继续为群众服务等等问题，就很清楚了。

所以，作为后人，我想把我们的传统，把我们的来路说清楚。而作为子女撰写回顾父辈的文章，我也加入了很多我自己的看法。请大家看我的书，就我书中的史实展开联想、评判。至于历史上呈现的哪些问题是今天应该汲取的教训，哪些思想是今天应该发扬光大的，每位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听叔叔伯伯们忆父亲

几位父辈曾和我聊过关于父亲的一些事，我把这些内容记录了下来。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党内局势非常混乱。父亲冷静分析形势后，认为革命处于“低潮”，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提出必须要有“适合的纲领”和“军事计划”，宣传群众，准备暴动，预置力量。但这些想法被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批评为错误观点。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父亲跟我说：白色恐怖中，他“以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工作”，反对冒险又克服关门，提出要真正发动群众、吸引群众跟随党，必须要打抗日的旗帜。可当时的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煽动闹经济纠纷，带头支持国民党北伐占领京津，导致多级组织争执四起。父亲严厉批评王藻文，制止混乱，力主“快刀斩乱麻”。中央开除了王藻文的中央委员职务，但同时又让父亲做检讨，之后“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

对于这一段混乱的情况，我查了许多资料，还是一头雾水、整不明白，于是去向彭真叔叔追问真相。老人家说：“我们一直就没讲明白，你怎么能看明白？”看到我尴尬的样子，彭真叔叔让我查阅周恩来1943年的多次讲话。周总理明确肯定是中央批评处理错了，刘少奇同志正确。父亲调离上海不久，王藻文公开策动分裂，投靠了国民党，顺直省委崩溃。实践结果证明了刘少奇是正确的。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命令经验丰富的刘少奇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也没说是中央代表，应该是服从军团长和政委的。杨尚昆主席晚年时见我说：“我跟你父亲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学比我们早好多届。1930年他在莫斯科开国际职工大会并留会工作，我跟随他，实际上相当于秘书。我从苏联回来在中央职工部负责宣传工作，他是中央职工部部长。以后我在许多地方给他当副职或受他领导。”我说：“红三军团时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领导过他。”老人家说：“那时候我留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军团后我就没去过。少奇是政治局成员，他实际是彭总和我的领导。虽然没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长征期间还有什么文件不文件呀，就是一句话嘛。不久，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他当主任，我是副主任。”其实，革命战争年代，无论谁领导谁，都很正常。

1965年8月，刘少奇在家中听刘源汇报在部队锻炼情况。

杨尚昆主席还说起过父亲建立“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1936年初，父亲刚到北方局时，监狱里关押着60多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父亲搜寻、营救出许多被囚禁的共产党人，迅速恢复组建党组织。同年，阎锡山表示出放下国共之争、“共策保晋大业”的意愿。父亲顺势成立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定义为“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开始大力发展群众运动，安插200多个我们的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来到山西任职，结果山西一半以上县政权被共产党暗中掌握。父亲以统一战线形式，戴上青天白日徽，建起正规的、“白皮红心”的革命军队，壮大了我党的力量。杨尚昆主席后来说：北伐时我们就想搞，但没搞成，只搞了个叶挺独立团。抗日时山西搞成了，完全是在少奇同志的支持下。

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进驻山西。父亲提出要迅速发展数十万人枪，当时多数人都认为绝不可能，做梦吧？但父亲心里有底：“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与八路军去领导他们，告诉他们办法，要求党派人去领导他们打游击。”果然，大量爱国热血青年踊跃加入八路军，仅山西地区就扩展了10万人。

这一段，在军史上算是半空白，正史很少，研究更缺，评价几无。但作为个人回忆，彭真、杨尚昆等人却常常谈到。这是震动朝野军地的大功，父亲从来没有自诩过。

父亲还为党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创造性贡献。宋平叔叔在给我这本书写序时讲到，1939年7月，宋平在马列学院工作，请父亲到学院讲课，父亲欣然应允。他的演讲，既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党内生活经验，引起了学院学员的热烈反响。前来听课的人太多，课堂只好从小礼堂搬到了大操场，前面放一张桌子，父亲就站在桌子上讲。学员们听后意犹未尽，互相传抄笔记。后来，部分演讲稿整理发表为著名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1945年，刘少奇在延安

湖南老伯老爹的相契相合

很多人关心父亲和毛伯伯的关系。众所周知，确立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的一大功，又是两位老人家密切相关、相契相合的最重要之处。在遵义会议期间，他们就很亲密了。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我看到大字报上传抄毛主席讲话，说刘少奇曾在遵义会议上支持他。我赶紧奔回家告诉父母。父亲对我们母子明确承认，在遵义会议上他提出过，说毛主席早就与他一样认为此前中央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

“七七事变”后，在延安的父亲提出“准备进行艰苦的游击战争”。1937年8月，党中央在洛川会议上，通过毛泽东“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报告和“持久战”方针，父亲坚决拥护。

父亲和毛伯伯，同为湖南人，祖居相距不过百里。当毛伯伯“意气风发、指点江山”时，父亲作为第一批留苏学生前往莫斯科学习。一年后，父亲归来，与毛伯伯同在湘区执委“一个班子”。因反对“立三路线”，毛、刘各自在红区、白区挨整。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组建新的书记处，毛泽东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父亲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作为主席的助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实际上成为党内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

1962年10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上。

父亲是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倡导者之一。为将其确立为我党的指导思想，他多年来所起的作用，无人堪与比肩。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将毛泽东思想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并全面准确地概括了思想要义内容，确立以实践的结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理论必与实际结合，真理必经实践检验，并提炼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思想路线。

最近有个别网文，连我的书都没看，就以大字报的语言逻辑，无中生有横加鞭挞。党在发展初期，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靠谁不遗余力确立起来的？当年那些亲密战友的历史贡献，岂容篡改否定？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决不容忍重演“历史大悲剧”！

关于父亲和彭伯伯，也有一些谣传，说刘少奇一直整彭德怀，我不得不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简述看法。刘少奇和彭德怀同年出生，彭伯伯入湘军当兵那年，父亲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长征时又共事过几个月。后来，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驻在一起，父亲和彭伯伯往来密切，合作无间。父亲严肃、稳健、智慧，彭伯伯严厉、耿直、机敏。两个湖南伢子从青壮年起，都敢作敢为、实话实说。按时下话，哥儿俩肝胆相照，关系坦诚率真。彭伯伯对父亲也发脾气，但每次都被父亲严肃理智地说服，或证明彭伯伯有误。有时他们辩了几句，彭伯伯就被噎住没词“断片儿”了，所以两人越吵越少，彭伯伯也成了“好脾气”。

1942年9月底，父亲到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太岳等地区深入考察，肯定了当前工作方向并加以鼓励后，批评了彭伯伯（彭德怀代理北方局书记）。主要是指军地条件很好，却没有发展起来；彭伯伯偏重军队，轻视其他，主观自负等。大家看着父亲当众批评，彭伯伯却微笑着给他倒茶水，都很吃惊。彭总脾气大是有名的，谁都敢顶敢骂，没见过挨批还这样和气的。我听许多当时的老人们讲：父亲批评过后，彭伯伯犟起来，一头扎进地方党政，像打硬仗一样狠抓猛冲，脾气没改，工作力度和方式大变，各项工作迅速推进。有人戏称，父亲是用“激将法”来“激”老帅。我琢磨着，父亲或许做对了？可能是过于严苛，但至少他是为公，何况效果奇佳！

出兵朝鲜前，父亲与彭伯伯忙里偷闲几乎天天见面。彭伯伯从朝鲜回国后，在中南海与父亲是邻居，像在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时那样，在一个饭厅用餐，如果愿意，一天能见好几次。

1953年，彭德怀和刘少奇等人在中南海散步。

1959年庐山会议后，批彭一边倒。毛主席要父亲主持批彭会，父亲一直压制众人的批判，甚至声色俱厉喝止对彭伯伯动粗。1962年一二月间的七千人大会上，父亲说彭德怀给党的主席写信“不算犯错误”，唯一需要搞清楚的是，彭德怀是不是利用高岗，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彭伯伯立即“郑重声明没有此事”。明摆着，父亲是给彭伯伯的“庐山事件”平反。所以，要说彭德怀和谁最好，关系最正当，我敢说一定是与父亲。

我的妈妈们

父亲在与我母亲王光美结婚前，有过几次婚史。我的这些妈妈们为革命牺牲奉献，让晚辈动容。

1923年，父亲和何葆贞妈妈在安源结婚。何妈妈是湖南道县人，是杨开慧的好朋友。1922年夏，她住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家，结识了父亲，后来毛泽东派她到安源，加入了共产党。1925年春，父亲带葆贞妈妈离开安源，到广东、上海领导全国规模空前的工人运动。从此，何葆贞妈妈随父亲为革命多方奔走，四海为家。

何妈妈1925年在湖南、1929年在满洲，两次成功营救了父亲，又无数次救出我党的重要领导、大量党员和革命群众。1932年底，全国总工会原委员长卢福坦被捕叛变，跟他接触频繁的父亲，紧急撤离上海。那时，何妈妈是营救部部长，肩负重任，带着两岁多的儿子留下工作。当她成功营救出廖承志时，自己却被敌人盯住了。临被捕前，她让邻居工人家抱走我二哥。敌人酷刑严审，没拷问出底细，等关押到1934年秋，何妈妈身份暴露，牺牲在南京雨花台。

父亲在长征途中确知何妈妈遇难了，当时红军途经何妈妈的故乡湖南道县。父亲历尽危难，得到这个噩耗，受到的冲击是多么剧烈。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第一次南下故地，就带着母亲王光美，专程凭吊追思何葆贞烈士。

1936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后，父亲来到平（京）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这时候，他与谢飞妈妈结婚。谢妈妈是海南文昌人，长征时和父亲认识，互相留下了深刻印象，最后由党内老大姐“做媒”成婚。后来，父亲在延安及初次到中原局时，谢飞妈妈留在马列学院深造。1939年结业后，她来到中原局，多次要求去敌后。大革命时期的战士，身处如火如荼的年代，实在不想做温存陪侍的夫人秘书。而父亲号召全党挺身敌后抗击侵略，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妻子去打游击开天地呢？他批准她到鄂豫皖任职，最后在江南敌占区党委工作。

自此，出现了一位能“上马下田的谢大脚”。谢妈妈多次劝说父亲换人照顾，并正式向中央明确表示离异。“皖南事变”后，日伪国民党双重封锁长江，谢飞妈妈再无通信。“文化大革命”时，她被剃头挨打，监禁劳改，受尽逼供，不屈不挠，在问及刘少奇问题时，仅回一句：刘少奇，生活作风正派，个人品德高尚。晚年时期，老妈妈仍为老解放区、老新四军宣传奔走，最后百岁善终。

1948年8月21日，父亲和母亲王光美在西柏坡结为革命伴侣。他们共同生活了20个春秋，荣辱与共、风雨同舟。父亲和母亲对我和哥哥姐姐很严格，为了节省开支，我们穿的衣服都是我母亲亲手做的，但新衣服总是先给哥哥姐姐穿，我和妹妹们都是穿剩下的打补丁的衣服。

1956年，刘少奇和孩子们在北戴河。左起：刘源（前）、刘涛、刘平平、刘少奇、刘亭亭、王光美、刘丁。

“文革”期间，父亲蒙冤，母亲也被关押起来。1968年，我去山西插队。林彪事件后，我们子女于1972年给毛主席写信，要求见父母。毛主席批示：父亲去世，可见母亲。我们和母亲这才得知父亲已于两年半前就离世，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人民。

1980年，王光美和儿子刘源在长江三峡西陵峡留影。

1982年，我大学毕业，那时父亲已经被平反。我考虑后，主动要求下基层，去河南锻炼。对我的决定，母亲没有反对，还带我去拜访了彭真等老领导。他们嘱咐我好好为老百姓服务。

2006年，过完85岁生日的母亲去世。我总记着母亲说过的话：儿女们在工作岗位上有成绩、有出息，就是对父母的报答，就是孝顺。

作者：刘源（口述）

《环球人物》记者李璐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