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新中国的八次危机

危机一：1958-1960 苏联大规模撤资以后

发生机制：

（1）1957年苏联撤资，外债压力下中国的资本积累断裂；

（2）1958年起，中央鼓励地方自主工业化，大办“五小工业”，以地方资本和劳动力大规模投入替代外国资本。地方财政赤字上升。

危机后果：国家财政赤字急速上升，依靠国家投资拉动的工业体系失去资金来源。

政府政策：

（1）61年政府动员上千万城市人口到农村生产自救，国家产业资本通过“排斥劳动”弱化城市失业的巨大压力。其中，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建成以“城市单位和农村合作社”为基本单元的社会组织体系；

（2）政府“部分退出”不经济的农业，允许小农村社制经济部分地推出“集体化”（各种自留地、拾边地等）。

危机二：1968-1970 三线建设的影响

发生机制：

（1）外债。1968年彻底偿还苏东债务，中国内部资本积累仍然迟缓；

（2）1964年核武器；

（3）1965年三线建设。65-75年间国家投入一半以上的基建资金进行三线建设。64年至80年代，国家投入2052亿元，且三线建设的经济效益很低，投入资本满不足了要求。

危机后果：外债压力和国家加大投资，财政赤字上升，经济增长乏力（国家投资主动力）。

政府政策：

（1）68-70年全国千万青年下乡；

（2）兵工厂和三线建设少量招工。

危机三：1974-1976 四三方案以后

发生机制：同样是外债。

1972年四三方案，1974年财政规模800亿，同样百亿赤字。

危机后果：财政赤字，经济增长乏力。

政府政策：数百万青年第三次上山下乡，靠“大锅饭”活命。（20年内三次上山下乡，农村承担了4000万失业城市青年）。

危机四：1979-1980 在第二代领导核心交接时期

发生机制：

（1）“四三方案”和“八二方案”，对国外资本投入缺乏，财政外债严重。70年代政府投资过度积累的财政赤字，中央和地方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增加投入造成更大赤字；

（2）中央增加人民福利补贴，“赎买”人心，维护政权交接期社会稳定。1979—1981,1400多亿元；

危机后果：

（1）财政赤字，经济增长乏力；

（2）知青返城，没有工作，动乱，1981“两个严打”。

政府政策：

（1）农村：农业方面，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大包干”，政府推出不经济的农业，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收益留给农民，同时甩出农村公共管理和农民福利保障；提高粮价；集体化时期的农田水利基础。非农业方面，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乡镇企业，农村土地和劳动力就地资源资本化，收益归农村所有；

（2）城市：企业改制；

（3）外贸：对外开放，对外借款和合资经营，各开发区，外资和国外市场；

（4）财政大包干，分灶吃饭。

危机五：1988-1990 滞涨与激进改革

发生机制：

（1）滞涨。短缺经济的情况下，乡村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增长带来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两旺，进而促使货币发行量过多，势必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后政府采取紧缩政策，促动了企业发生“连锁负债”；

（2）激进的改革措施。政府激进措施引爆制度成本（一是部门与官倒公司结合而产生的设租、寻租成本；二是在暂时的商品短缺条件下获取投机暴利的市场化成本），以价格双轨制改革和一系列市场化价格改革措施为关键。

危机后果：

（1）滞涨，萧条。产业资本扩张促推政府信用扩张造成了以通货膨胀为基础的经济危机；

（2）政治和社会动荡，政权合法性造成削弱；

（3）对华第二轮大规模封锁制裁。

政府政策：

（1）乡镇企业。国家以“沿海经济发展战略”为名，要求乡镇企业“两头在外”，让出国内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促动了国民经济对外依赖性提升；

（2）政府甩包袱，减少开支。较少对地方政府和党政组织、教育和医疗等公共品的维持费用和乡村公共投入；

（3）取消粮票，加速劳动力流动。1992年4月1日，国家因农业主产品全国性积压造成财政对库存的补贴压力加大，从而决定取消粮票，继而促动了劳动力流动，有利外贸，同时使得货币还原为一般等价物，经济货币化开始。

危机六：1993-1994 三大赤字爆发和外向型改革

发生机制：

（1）货币化改革；

（2）“南巡”（92年1月—2月）之后，中国同步开放投机性较强的股票、期货和房地产市场的投资，结合经济货币化的进程，造成经济过热以及过高的对外债务。其中，1992年确立建设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要求将企业逐步推向市场，中央的“政企分开”政策掀起了政府机关大办企业的浪潮，利益集团寻租现象严重；地方也借“南巡讲话”精神，扩大投资规模。

危机后果：财政、金融和外汇三大赤字同步爆发，国民经济增长乏力。“四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四高”（高投资膨胀、高工业增长、高货币发行和信贷投放、高物价上涨）“四紧”（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重要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一乱”（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秩序混乱）。百姓被迫承受发展成本，社会秩序不稳。

Ps：作者提出“去意识形态化前提下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基本经验过程”：邓小平路径依赖地继承了毛泽东、周恩来七十年代引进外资经验。80年代末，大规模放权让利的由地方自主却不承担风险责任的第三次引进外资，毫无悬念地使只能由中央政府承担偿还责任的外债在1993年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

政府政策：

（1）外汇改革。汇率调整“一步并轨”，本币名义汇率一次性贬值57%，人民币兑美元比率从1/5.64骤然下降到1/8.27，以促进出口（93年外贸出现严重逆差），缓解国际收支恶化的困局；

（2）信用扩张。多年财政赤字向国家金融透支，吃空了银行全部资本金，并且吃进了一部分银行贷款，加上这个阶段国内巨大的需求压力，在高涨的投资需求下，只能是国债和货币同步大规模增发；

（3）分税制改革。为了缓解中央政府财政困境，1984年确立的中央与各级地方财政分级承包制进一步演变为分税制。后者极大地改变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比重，从以往地方财政占比超过70%，变为中央与地方各占约一半。这使得地方政府被迫疯狂地进行第三次圈地运动，“以地敛财”。同时减少公共支出，借“市场化”风潮将公共服务部门（医疗、教育等）推向市场以获得计划外收益，老百姓被迫买单；

（4）下岗。推行以“管理层收购”为主的国有企业改革，5年内造成国有部门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减少4800万（绝大多数没有来得及建立社保、医保）。

危机七：1997-1998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影响

发生机制：

（1）经济增长环境不乐观，外有东南亚金融危机，国内又有特大洪水；

（2）经济发展体制上，中国从短缺经济进入本质上更符合其他工业化国家一般特征的产能过剩阶段。买方市场特点突出，市场竞争加剧，企业经营状况困难；

（3）经济运行方面，由于93年开始了抑制通胀的政策，使得需求总量增速下降，加剧了供求矛盾；

（4）97年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4.4%，已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在这一供大于求且外贸依存度不断上升的宏观形势下，国外的金融危机使得98年的中国经济异常艰难。

危机后果：

（1）金融领域改革，强化金融安全。政府采取金融甩包袱式的银行商业化改革，将以前和财政不分家的，带有大量坏账的金融系统市场化，同时将大量坏账甩给市场和社会；同时开始加强金融安全建设，97年11月，要求建立金融机构体系、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调控监管体系；

（2）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家通过增发国债和货币，加大基建投入和缩小三大差距。我国基建弱，尤其是中西部和农村。国家利用此机会加大基建和对中西部和农村的财政投入。1999西部大开发、2001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中部崛起、2005社会主义新农村；

（3）出口退税。三次提高出口退税，加强出口竞争力，刺激外贸。

对三农的影响：

（1）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再次承担了劳动力的“蓄水池”，使得发生在城市的大面积失业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动荡；

（2）扩张性财政政策着眼于基建，占用大量土地，引发大量征地纠纷；

（3）97年后城市需求下降，粮食价格和农业效益下降，农村经济呈现衰败趋势；

（4）制造业产能和宏观政策共同作用下，乡镇中小企业经营状况在读恶化，基层政府“甩包袱”对企业进行市场化，改制后企业排斥劳动，农村就业下降，且不再承担农村社区福利开支；

（5）财政吃紧，而基层政府刚性支出持续，使得政府加重对农民负担（三提五统）。

危机八：2008-2009 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影响

宏观背景：

（1）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实体经济方面，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动力，由最开始国内产能过剩的推力，变为了外部需求为主的压力；金融体系上，中国主动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由核心国家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国际经济新循环；

（2）国内经济结构矛盾——三大过剩与三大马车失衡的加剧。劳动力、资本、产能过剩；内需不足，资本过剩投向股市异化与实体经济；外贸依存度2006年为66%；

（3）公司化地方政府“以地套现”：城市化主导的“高投资+高负债=高增长”发展模式形成。1994年上收财政权力（分税制）1998年上收金融圈里（金融系统市场化改革），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地方政府无法成规模投入劳动力替代资本，因此地方政府唯有土地资源可以利用；

（4）三农政策：国家开始向农村投入大量资金，促进农村发展。2006年取消农业税，2008年免学杂费等。

政府政策：

（1）内需：4万亿计划，增加投资，刺激需求。大部分用于民生项目，涉农投资超过三分之一；

（2）外需：稳定汇率的条件下，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刺激出口；

对三农的影响：

（1）支农投入吸收了国民经济中部分过剩的产能和资本；

（2）促进在地化非农就业，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

（3）带动农村消费，刺激内需；

（4）缓解农村基层社会冲突；

（5）征地仍造成冲突。